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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国还有几亿人没就业 不能持续增长就完蛋了

2009-08-04 09:28:27 作者: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中华PE: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资料图)


  樊纲本是一个喜欢争论的人。
  
  不喜欢武侠故事、星球大战,因为它们没有逻辑;喜欢悬念、推理、警匪故事,因为它们是有逻辑的。
  
  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大都喜欢推理、辩论,樊纲说自己喜欢争论的感觉。
  
  因此,由樊纲引发的争论很多:1993年,樊纲在《求解命运的方程》关于人生观的论述,引发了关于“经济学家的道德”的大讨论;在“新经济(净值,档案,基金吧)”一说最热的时候,樊纲明确指出没有什么“新经济(净值,档案,基金吧)”,泡沫总会破掉(《新经济(净值,档案,基金吧)批判》,2001),他因此背上扼杀“新经济(净值,档案,基金吧)”的恶名……
  
  指点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经济,更容易引火烧身。就业问题,财政补贴问题,紧缩货币政策问题,你会发现很多对其针锋相对的批判,甚至有人撰文《樊纲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悲哀》,攻击其曾经主张的紧缩货币政策,不顾企业的生死。于是,有人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是官方的代言。
  
  对于以上,樊纲希望从本源来回应质疑——经济学家应该起的作用是什么?“经济学家实际上做一个仲裁者的作用,它要告诉各个利益方,如果不妥协,如果不采取均衡,双方都会吃亏。”
  
  因此樊纲会当着企业骂企业,告诉企业错在什么地方;当着政府的时候,樊纲会告诉政府错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当着企业骂政府,可是政府听不到,只起到取悦听众的目的。而我当着企业会说你们企业错在什么地方,你们应该怎么理解政府的政策,这样就会给人留下替政府说话的印象。而他们不知道我会当着政府骂政府。”樊纲认为这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20余年,喜欢争论感觉的樊纲争议不断。但现在,樊纲止于提出问题。
  
  “骂人很容易,需要骂人的地方也很多,但这不能解决问题,”樊纲看到,难的是怎么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应该做的是怎么推动改革。
  
  有人已经在讨论危机问题和长期发展问题的矛盾,有人开始思考即使渡过危机又如何。樊纲关注宏观经济,也研究体制和发展的问题。但身处百年大危机,他无意争论,只谈宏观调控,“我们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几亿人没有就业,如果不能持续增长,如果危机使我们停止增长,我们就没有‘长期’了,我们完蛋了。”
  
  政府要逆风调节
  
  在经济往上升的时候,政府要采取压的政策,经济下滑的时候要采取托的政策,就是“和市场对着干”。
  
  《英才》:如果可以和上次危机相比,你认为后面会再有十年大萧条吗?
  
  樊纲:这次危机是几十年金融泡沫的一次大破裂,确实是百年不遇。不论从金融危机的深度还是广度讲,它都大于1929年的危机。
  
  1929年危机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十年大萧条,全世界的GDP减少了50%,企业倒闭、破产,工人失业、饥荒,最后打了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口,直到1954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说,不会像1929年的危机那样,引起十年的深度大萧条。《英才》:为什么可以避免十年大萧条?
  
  樊纲:应该说,各国“联手救市”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9年的时候没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的现象是,这次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没有什么争议,赶快采取救市政策。经济学家对政府要做事情也没有争议,要做事情的方向和基本的思路也没有什么争议,争议在于用什么方法更有效。
  
  《英才》:老百姓似乎不太满意,华尔街犯了错,要纳税人买单。
  
  樊纲:的确是这样的,在美元体系下,风险都被别人分担了,他们看不到风险,所以疏于监管。包括房地产任其发展,任其五六年的时间拱出这么大一个房地产泡沫,没有采取压的措施。所以美国的纳税人、美国的政治家都在骂,你们“热”的时候不做事情,经济泡沫起来的时候不做事情,喂肥了华尔街“肥猪”,现在又让我们纳税人出钱救华尔街的这些“肥猪”,所以他们很气愤。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在热的时候采取措施。
  
  《英才》:就是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需要宏观政策来降温?
  
  樊纲: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贪婪,容易去抓各种投机机会,挣的越多越想挣,就不顾风险,所以市场会出现波动。
  
  波动怎么解决?历史上人们进行了各种实验,最后大家的结论不是放弃市场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中要加一个政府的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宏观调控政策。调控政策的本质是不假定政府比市场更聪明,只是规定政府在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条件下做一件事情——在鼓泡沫的时候,经济往上升的时候,政府要采取压的政策,经济下滑的时候要采取托的政策,也就是逆风调节,就是和市场对着干、和企业对着干。
  
  《英才》: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企业家对上一轮的“降温”政策言辞颇多。
  
  樊纲:经济过热的时候,宏观调控政策是得罪人的,是谁都反对的,尤其企业界。但这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不是只在危机的时候做事情,而是在没有发生危机之前、在引起危机的因素发生的时候、也就是经济过热的时候,大家挣钱高兴的时候,就要采取措施,监控市场,防范风险,同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进行调控,防止泡沫出现。
  
  必然要付出特殊代价
  
  “宏观经济政策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短期政策,它应随着情况的变化而相机变化的。”
  
  《英才》:不可否认的是,每一次政府的调控措施似乎都会遭受非议,而且诸多非议也不是无中生有的。
  
  樊纲:宏观政策调控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替代方案是什么?说这个政策有问题,那么你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如果替代方案不如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最好的方案。
  
  现在政府看着经济往下滑如果不采取政策,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30年代大萧条,那么多人的挨饿,那么多人失业,整个社会陷入动乱。
  
  现在我们宏观调控会出现问题,这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宏观调控不是常态的手段,是应对危机的政策。有人把它当成一种常态的政策来批判,但应对危机的政策必然需要付出特殊代价,它的机会成本就是危机的加深、是大萧条的出现,针对大萧条那样的机会成本,付出一些现在的政策成本,那是值得的。连机会成本的逻辑都不懂的人,以后不应该称自己是搞经济学的了。
  
  《英才》:就像美国救市,大印钞票,全球也几乎采取了一样的措施,大家担心这必然导致通胀的到来。
  
  樊纲:宏观经济政策不是长期政策,宏观经济学家也没有那么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没有那么傻,会把这个政策用三年、五年,他是一个笨蛋才会把同一种政策长期的用下去。
  
  宏观经济政策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短期政策,它应随着情况的变化而相机变化的。它今天发了货币,明天还有其它方法来“收”货币。
  
  如果信贷萎缩的问题开始发生逆转,货币政策就应该逆转。美国过去是买国债,抛货币,也许不久以后就要开始抛债券,收货币。所以这也是我们对货币当局的建议,随时观察经济的变化情况,一旦信贷萎缩问题解决了,一旦货币的流通速度提高了,一旦市场的流动性开始出现过剩的问题了,就要及时的调整,及时转变货币政策的操作。
  
  宏观政策不是万能
  
  宏观经济政策解决不了企业治理结构、产权问题,它只是一个总量调节的政策。
  
  《英才》:最近媒体上议论比较多,说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没有助于解决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反而使体制有一些恶化,这一点你怎么看?
  
  樊纲:我同意。比如说是要给企业很多钱去保企业,还是去通过公共建设、公共项目来扩大需求,就会出现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是用公共项目扩大需求,而且人们可以平等的竞争,竞标公共项目的建设,而不是给国有企业很多钱,那么对体制损害小一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不是体制改革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也不是结构调整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管不了那么多事,那些事需要另外的一些政策来解决,比如采取体制改革政策,结构调整政策。经济学一个基本道理就是有多少个经济变量,需要多少个经济政策,N个经济变量需要N个政策来加以调整,不可能指望一个政策解决所有的问题。
  
  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它本身就是短期调节总供求关系,是托住经济或者压住经济波动这样的一种政策。
  
  《英才》:宏观经济学有自己的界限,它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有些问题是它管不了的?
  
  樊纲:很多人谈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总是把一些其他的问题带进来,包括还要解决社会问题。它解决不了。比如说社保,让宏观经济政策花很多钱去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是,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基本问题是社保体制没有改革。社保体制没有改革你怎么花钱?
  
  所以它替代不了社保体制改革的问题,它也替代不了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问题。它最多在短期内发一点消费券,临时的几个月消费增长。它更解决不了企业治理结构,产权问题,它只是一个总量调节的政策。
  
  我现在确定担心的问题是短期政策都不错,但缺少长期的视野,在忙着解救危机的时候,忘记了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应该并行不悖地抓紧进行。
  
  空谈长期问题叫唱高调
  
  “用唱高调的办法来谈论解救危机的政策,这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
  
  《英才》:宏观调控的效率问题也是备受争议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樊纲:任何政府花钱都有效率问题,都有腐败问题,最近英国还出现报销丑闻。任何公共项目的腐败也是最可能的,美国永远看到公共项目修的路老修不完,私人项目一会儿就建好了。他们也有效率问题,也许我们这个问题更大一点,但是这个需要用全面的观点看。
  
  关于花钱效率问题,凯恩斯有最经典的回答。它设计宏观花钱的办法:花钱雇一批人去挖废矿,挖完废矿后往里埋一些美元,第二天告诉人们那里有美元,你们去挖废矿。第三天再雇一帮人去埋一些美元,做无用功,完全没有微观效率。但它的结论是什么?有人就业了,有人拿了工资买东西了,只要有了总需求的增长就有了宏观政策的效应,这跟微观效率是两码事。《英才》:怎样可以兼顾微观效率?
  
  樊纲:当然我们不想这么花钱,想把宏观和微观都结合起来,政策总是这样考虑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大量的建设是需要的,它本身有一定的效率保障,比如铁路是瓶颈,地铁是瓶颈,公交是瓶颈,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是瓶颈,这些瓶颈消除了它还有放大的作用。
  
  我们只要保证这一点,把钱用在长远发展所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还是会有报酬的。
  
  《英才》:现在有这样的讨论,即使渡过了危机,又能怎么样?中国的发展问题依然亟待解决,但是似乎在危机中受到了冷落。
  
  樊纲:我们要想长期问题,但是不等于要否定解决当前的危机。凯恩斯当时说的话是“长期我们都死了”。现在不赶紧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不把危机的趋势打断,还有什么长期,特别对我们中国经济来讲,如果我们陷入一个几年衰退,我们经济还有没有下一轮都成问题。
  
  长期问题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是后话,危机爆发了的时候来谈长期问题那叫唱高调。用长期问题、用唱高调的办法来谈论解救危机的政策,这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人说“我们宁可经济不增长,也要调整结构,”经济不增长农民工回乡了,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逆转了,那个结构好吗?中国经济不增长什么结构都调整不好。正是从长期来讲,不增长是致命的。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论宁可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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