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新军与老将市场份额之战：投资不是全部内容

2010-07-21 09:32:41 作者： 来源：证券日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中华PE：　PE投资属于长跑业务 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

　　东方富海投资副总监王培俊:好的投资机构不在于大小，关键还是看他们的投资风格、投资原则;随着各路社会资金进入该行业，原来的行业格局有所变化,一些老牌机构的市场相对份额降低是正常的

　　据ChinaVenture 投中集团旗下数据产品CVSource 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国内共有212家企业在境内外完成IPO，其中80家具有VC/PE背景。上半年红火的IPO市场为投资机构带来了丰厚利润，未来一段时间创投们将加快基金募集的步伐。就PE市场风险及竞争环境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东方富海投资副总监王培俊。

　　选择范围变窄 投资更谨慎

　　《证券日报》：创业板的推出，高市盈率频频出现，国内掀起了投资热潮，东方富海是如何来挑选项目的，目前，所投资的项目与以往相比，在投资法则上有哪些变化？

　　王培俊：创业板高市盈率引发的高回报率“遐想”，的确对创业投资、PE投资产生了重大影响。各种背景的机构也纷纷进入创投行业，改变了创投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业内竞争达到白热化，缺乏提供增值服务能力的机构往往会采取价格竞争，不断推升企业估值水平。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投资策略是有所坚持有所调整。

　　考虑到国内上市过程中，管理层对合规性、企业实质等方面要求比较高，因此我们对拟投对象的尽职调查要求还是很坚持。在不断攀升估值背景下，我们对企业评价，更倾向于企业的成长性，更关注驱动企业成长的决定因素的持续性和爆发的力度，更关注企业在行业内的核心竞争力和壁垒，以判断公司成长性能否匹配相对较高的估值。从这种角度看，随着VC、PE投资的热火朝天，使我们的选择范围更窄、更谨慎。

　　企业与中介机构编织上市故事

　　PE投资风险增加

　　《证券日报》：目前，有些投资机构不注重早期投资，在企业IPO之前进入企业，这对整个PE业来说，有哪些影响？对企业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

　　王培俊：早期项目的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多、风险大，因此不少投资机构倾向于投资后期的项目，这属于投资风格的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整个社会资本是流动的，会使投资不同阶段的资本回报率趋同。过多资本进入PRE-IPO投资，那么这部分投资价格会上升，使资本的回报率下降、风险上升。另外由于宏观调控、银根收紧，有不少企业和中介机构一起编织未来上市的故事吸引PE投资，这在很大程度增加了PE投资的风险。

　　对企业而言，高估值未必是件幸事。在引入PE投资时，估值越高，往往意味着企业在其他条款上让步。一次投资不能仅认为是一次简单买卖，而是包括一系列的权利义务的复杂关系，对企业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高估值会使企业与投资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投资机构从保护自身角度出发，往往会在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中设置一些苛刻的条件，以平衡风险。在很多案例中可以看到，由此导致被投企业在股权、经营上巨大动荡。另外，高估值往往意味着拒绝了那些具有丰富经验、能给企业提供业务方面上市方面增值服务、在资本市场上具有一定号召力的投资机构，这种机会成本会影响企业的业务增长速度、上市进程、资本市场定价，有时候成本远高于融资时多拿几百万。作为企业而言，明智的做法是着眼长远，充分评估投资机构各方面资源与合作意愿，然后在价格、合作关系、资源支持等各方面做出平衡和选择。

　　主管部门实施强力措施

　　回避行业系统性风险

　　《证券日报》：就针对国内PE业的发展现状，您如何评价相关监管？

　　王培俊：从总体上看，国内的PE业还是处于成长期，无论是LP、GP、被投企业还需要有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而这种成熟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内的LP、GP、被投企业在不断经历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之后才能逐步达到。个人理解，这个过程是必需的，调控和监管的作用是有限的。

　　因此从上述大的背景考察，个人理解，监管的职能需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维护一个公平的、充分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二是，在宽松环境下，监管部门可以适当起到引导性、建设性、前瞻性的作用；三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作为主管部门实施强力措施，回避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证券日报》：您怎么看待创业板企业上市后出现频频破发现象？这对投资机构的退出有没有影响？

　　王培俊：从理论上说，没有直接影响，机构的退出理论上只受到相关法规的约束。

　　但从现实情况看，这个问题属于二级市场投资者必须学习的经验，即投资者必须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投资者可以选择放弃申购，但一旦申购，就必须承担未来由此可能出现的风险。

　　对于投资机构而言，这也是需要学习的内容，即过高的发行定价，对企业的二级市场形象，以及未来退出的影响。

　　对投资机构的判断

　　并非取决于其投资数量

　　《证券日报》：市场上传言，有些小的投资公司很容易拿到项目，而正规的大的创投反而拿不到项目，您怎么看这样的事情？

　　王培俊：个人理解，并不是正规创投拿不到项目，只是在投资项目数量的比例上有所下降。这一点可以理解，随着各路社会资金进入该行业，原来的行业格局有所变化。一些老牌机构的市场相对份额降低是正常的。

　　对投资机构的判断，并非取决于其投资数量。

　　好的投资机构不在于大小，关键还是看他们的投资风格、投资原则。投资是属于长跑业务，“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PE投资需要有随着外部环境调整的灵活性，更需要长远战略、耐心和专注，要能够坚持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原则。

　　“投”不是全部，能够做好“投(投资)、管(股权管理)、上(上市)、退(退出)”一系列的环节才是决定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一些好的投资公司，能够在投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对行业、对增值服务内涵的理解，形成自己在PE业内的核心竞争力。这才是更本质的成功因素。

　政府参股创投基金 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

　　纳斯达克前首代徐光勋:不让政府的参与演变为干预，发挥其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方式

　　北京市政府参股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暨首批4只总规模达到10亿元的创投基金步入实质运作阶段。对于市场普遍担心的政府“越位”现象，纳斯达克前首代徐光勋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不让政府的参与演变为干预，我们可以借鉴金融危机后美国高盛管理救市资金的方式。

　　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了解，首批20只创业投资基金中，北京市在电子信息、新能源和环保、生物医药、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发起设立4只总规模达到10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

　　《证券日报》记者致电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代表国家发改委出资占20%，这一批在北京成立4只基金，每只基金出资5000万元。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代表北京市政府出资，比例与我们一样。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这种基金设立。”北京纵横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焉兆雷经理对记者说：“这样类似的基金，苏州市政府做的比较好，当地政府与国内知名创投软银赛富合作，对苏州产业园、软件园等发挥积极作用，其中优质企业得到先期投资，快速成长发展起来。”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处处长费翔表示，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运用政府手段，来推进创投发展、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进一步转变政府的投资方式，对高新高技术企业扶植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知识密集度高，发展空间大，经济效益好的产业，如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中关村[8.03 1.52%]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高技术产业的分量非常重要。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郭俊峰表示，我们受发改委委托在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库，我们是牵线人，为项目对接服务。

　　据了解，“资金池”里创投基金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北京市要求参股设立的试点基金符合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导向，基金规模的80%投资于具有鲜明产业特点领域；基金规模的70%投资于北京地区，重点支持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发展；基金规模的60%投资于早中期企业，投资阶段为初创期、成长期未上市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去年3月，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有了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如今，正好一年时间，各种渠道，包括信用体系、投融资体系等金融创新正在中关村发展壮大着。今年4月，在中关村，有着将近两万家的科技型企业，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新创办3000家的速度增长着。区内的144家上市公司中，在国内上市的有85家，其中中小板20家，创业板19家，还有100家企业参与中关村股权代办转让系统。

　　焉兆雷指出：“这种政府引导基金有利有弊，利是可以利用投资机构的独到的眼光，投资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弊是行政效能低，如果政府干预投资机构决策，投的项目可能不绝对是市场看好的，而且，这样的基金有区域性限制。”

　　转变政府角色

　　对于基金的管理，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郭俊峰表示，我们不会越位，乱点鸳鸯谱。按市场化原则运作，政府不干预基金的独立运作。现在政府很多基金逐渐有顺畅的渠道进入VC、PE，包括我们的养老基金、社保基金等。全国人大常委、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强调：“相关资金应该谨慎操作，注意投资是否适当和投资的理性监管问题。”

　　纳斯达克前首代徐光勋对《证券日报》记者说：“政府参与增加了基金的稳定性、可靠性。但不应过度参与管理，应交给专业人士。可是具体落实时，或者人事安排上总有不和谐声音，如非专业人士参与，国外也有类似情况，但不明显。”

　　“国内宏观上框架未完全打破，摆脱计划的影响，纯粹的市场化做不到，这样导致不能迅速、准确地按市场规律办事，如果关系理不顺，决策就慢。”

　　徐光勋指出：“如何打消国内基金及外资基金的疑虑，不让政府的参与演变为干预，发挥其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方式。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政府批了第一批7400亿救市资金，这些钱交给高盛管理，政府不出面管理。因此，寻找一个规范、有实力、有人才储备的国内券商做这类基金的管理工作，附加条件是重大事件向政府通报一下。目前，中国符合条件的机构还比较少，我们应培植这样的机构，对稳定市场，增强有效性、透明性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