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时代实业守望者：老黄牛般实业精神逐渐淡去
2010-12-10 14:13:46 作者： 来源：中国周刊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中华PE: 资本时代的实业守望者
傻，汉语词典解释为，“头脑糊涂，不明事理”，或“死心眼，不知变通”。这原本是个有点贬义色彩的评价。但在浮躁的资本时代，傻，恰恰是实业守望者身上一种稀缺的精神。
我们讲述的就是三个“傻子”的故事。
一个是董明珠，格力电器的总裁，一个强势女人，她一直用一种“傻劲儿”，坚守着“吃亏”的工业精神，表示“绝对不会随波逐流”；
一个是温州的鞋业老板，他本来是带领大家做实业的“老大哥”，结果小兄弟投资挣了大钱，他却成了小兄弟眼中的“傻帽儿”，他说自己是真傻，“不能加引号”；
一个是苏南一家制造企业的总经理，他的实业遭遇了种种困境，现在，面对资本的诱惑，他变得有些“傻乎乎”，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很怀疑，“在吃到资本市场的大蛋糕后，谁还能记得做出最好的小甜饼的志向呢？”
三个“傻子”，唱的其实是同一台戏，反映的是同一个现实——在资本狂潮下，中国的经济愈发浮躁，老黄牛般的实业精神正逐渐淡去。
这是一种让人不安的倾向——幼稚的中国实业，出现了越来越多隐退的身影。有人完全放弃了实业，甚至将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企业卖掉，换成了大把用于投资的现金；有人将实体当作融资的平台，变工厂为工具；还有人虽然保留着实业，但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热衷于一时的投资获利。
史玉柱最近说，“未来，我可能从一个实业家转向一个资本家”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转身，也代表着一个群体的选择。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苏泊尔创始人苏增福、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杉杉西服创始人郑永刚……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可否认，资本是一支重要的市场力量，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经营方式，都有其自身的考虑。但站在整个中国市场来看，中国的实业根基十分薄弱，不仅缺少必要的工业技术，更缺乏执著的工业精神。如果出现实业空心化，那经济发展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至于实业为什么被抛弃，至少有两点原因值得反思：一是当下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导致存在“级差式”发展模式，投机空间加大，从而产生反常的投资回报泡沫。二是政府对于实业的关照欠缺，甚至出现诸多阻碍实业发展的迹象，这让实业、尤其是民营实业感到失望。他们无法对未来做出预期，所以抛掉实业去套现，也就不难理解。
美国经济的历程，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这个以工业起家的国家，曾经试图以金融精神取代工业精神，最终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惩罚。现在，美国已经开始纠错，提出了“再工业化”的设想。
在中国，还没有资格提“再工业化”，因为连最基本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走完。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就好比一棵大树，金融是树冠，实体是树根，树根不牢，树冠越大危险就越大。他提出，中国要想强大，必须让工业精神扎根，而且要走完工业化的道路，否则“将来就会出问题”。
这，需要董明珠似的傻劲儿，更需要政府的责任和智慧。
虎猪牛的选择
当巴菲特取代松下幸之助成为全民偶像，先前萦绕在企业家们心中的实业梦想，也都渐渐远去了。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北京报道
“未来，我可能从一个实业家转向一个资本家了。”
2010年11月初的一天，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在电波里信誓旦旦地说。他向到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解释，公司现有保健品、网游、金融投资三项业务，其中赚钱最多的还是金融投资，“比前两项加起来还多”。
这显然不是虚妄之语。在互联网上，新近流传着“投资如虎，地产似猪，而主营像牛”的说法，未具名的人士以此来解读愈演愈烈的“实业家变身资本家”现象，“相对于养牛的辛苦，他们都转向养虎、养猪。”
“猪虎”诱惑
“养虎”何其易？翻看史玉柱的金融投资史，你就会发现，巨额的财富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打着滚儿翻倍增值的。
2001年，重新出发的史玉柱，凭借销售脑白金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不仅还掉了当年在珠海欠下的债务，而且公司账面还节余了将近5亿元的现金。为了控制自己在实业领域的多元化冲动，不重蹈当年覆辙，史玉柱想把这些钱用在金融投资领域。
投资国债吧，收益稳定，可是回报太慢；投资房地产，倒是大热，但却容易勾起“巨人大厦”给他带来的惨痛回忆；几经权衡之后，史玉柱最终决定，把钱投向商业模式清晰、盈利又相对匀速的银行股。
彼时，适逢他的多年好友、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遭遇债务危机。2002年，四通集团拥有的6000万股华夏银行股份被法院冻结，即将进入拍卖程序。关键时刻，史玉柱出钱帮段永基把债还了，并由此得到了第一笔华夏银行股份。
2003年，华夏银行筹备上市。在资格审查阶段，证监会指出，华夏银行第一大股东首钢总公司持股太高，必须转让出去一部分。史玉柱利用这一时机再次低价买入，以每股2.18元拿下8000万股。当年9月，华夏银行正式上市，其新股发行价定到了每股5.6元。
同一年，冯仑的万通实业也进入了上市筹备阶段。投行人士认为，万通主营房地产业务，参股银行会使公司看起来“不纯洁”，在资本市场上很难给出一个好的估价。作为好友的史玉柱再次“仗义疏财”，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冯仑手里的1.43亿股民生银行股份。
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出乎所有人预料。2007年，A股进入百年不遇的“黄金牛市”，一直持有两家银行股份的史玉柱上网一查，赫然发现，当初总投入仅3亿元买入的股票，市值竟然已经飙涨到了130亿元！
后来，在金融危机最惨烈的时段，史玉柱把手里的部分股票换成了现金。2008年第四季度，他分别减持民生银行股票2202万股、华夏银行股票 800万股，合计套取现金1.47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他又大笔抛售民生银行股票5.78亿股（之前民生银行曾对股东多次送股，史玉柱也有部分追加投资），套现额度高达28.46亿元。
同样从股票市场里收获丰厚的还有老牌企业家、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
2001年，他在步步高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移居美国，开始涉足股票投资领域。当时，正值全球性的股灾爆发和互联网泡沫破裂阶段，几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IT概念股危如累卵，尤其是网易和搜狐的股价，一度跌到了濒临摘牌边缘的1美元以下。
段永平通过一个偶然的机缘结识了丁磊，被他所描绘的网络游戏开发前景打动，一举动用两百万美元，买入网易股票200多万股。
两年后，网易股价一飞冲天，最高时一度升至每股70美元，段永平从中净赚逾1亿美元。
苏增福和黄鸣则选择了“养猪”。他们一个是苏泊尔压力锅的生产者，一个是皇明太阳能的制造商，如今却都不约而同地将半只脚迈进了地产领域。
2002年和2004年，苏泊尔集团先后在武汉、浙江等地成立房地产子公司。随后，浙江苏泊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浙江玉环、温岭、福建霞浦等地陆续开发楼盘。
坐落在山东德州郊外的新建楼盘蔚来城，承载着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的新梦想。它打着“节能环保示范小区”的招牌，于2009年8月推出了首期太阳能概念房，每平米卖到了6500元，是德州当地平均房价的三倍。
尽管黄鸣本人一再声称，盖房子的目的只是为了推广太阳能热水器，“在一个省或者一个城市所建楼盘不会超过一个”，苏泊尔集团对卖楼也始终三缄其口，但媒体和公众还都宁愿相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从中获利。
近几年，房价持续飙涨，各种财富排行榜上半数以上都是地产界的富豪，连不以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都在疯狂拿地、造楼。久而久之，人们形成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印象，一牵涉到房地产，大家就都倾向于认为，那是暴利性的行业。
难拉的“牛车”
不管股市和楼市是不是真像“印钞机”，做实业辛苦、来钱慢、利润率低，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2006年8月，苏增福的儿子苏显泽眼含泪花，在和法国SEB集团的框架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个由他父亲含辛茹苦12年打造的炊具品牌，从此转手他人。失去控股权后，苏显泽虽然还留在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但实际身份已经由原来的老板变成了打工仔。
这让很多人不解，“为何做得好好的，突然要把锅卖掉？而且对方还是外国企业？”
苏显泽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跟媒体轻飘飘地说，“重要的不是谁控股的问题，而是企业是否能做大做强，企业的长远稳健发展比企业由谁控股更重要。”
不过，很快就有媒体对此展开了调查。来自《证券市场周刊》的报道显示，苏泊尔集团自1994年成立时，就无意把自己定位成单一的炊具制造企业。农民出身的苏增福，带着他名校毕业的儿子苏显泽东奔西突，一点点建立起庞大的家族产业王国。
截至2006年，总资产30多亿元的苏泊尔集团，已经拥有炊具小家电、医药、海洋资源、房地产和贸易等5大产业链，拥有15家全资子公司和3家合资公司，当年销售收入比2005年增长了56%，达40亿元之多。
然而，辉煌成绩的背后却有着十分沉重的现实——考察5大产业链对集团的利润贡献，以炊具小家电为主营业务的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在2006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到50%，而与此同时，苏泊尔集团却取得了8117%的利润增长率。
其实，早在苏显泽之前，乐百氏的何伯权也将企业卖给了法国人。
何是乐百氏的创始人，2000年3月，他与法国达能签订合资协议，共同投资组建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其控股权归达能，乐百氏集团负责生产经营，并享有乐百氏商标的拥有权。
一年多以后，双方的合作走到了尽头。2001年底，达能宣布全面接管乐百氏，何伯权与他的创业团队集体离职。多年辛苦创下的饮料基业，最终折算成了23.8亿元现金，被何伯权带走。
由合作到分手，这一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双方都不愿意透露详情。于是，当时的媒体只好把这件事渲染成“中国品牌创始人惨被外资逼走”，颇有几分慷慨悲壮的味道。
但2008年何伯权接受《创业家》杂志采访时，道出的实情却是：不管是卖出股权，还是最终出走，几乎都源自于他的主动选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乐百氏，既面临与娃哈哈的激烈竞争，又有两个乐百氏（广州乐百氏和中山乐百氏）的商标权之争，再加上保健品业务被叫停，何伯权越发感到力不从心。
“我做乐百氏，很难再走上另一个高峰了，继续和娃哈哈打又怎么样，只是第一、第二的区别。在一件事上，人不可能永远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在不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经历，要有第二人生，而且越早开始越好，那样你的学习能力更强，而不是凭经验去做事。”他说。
巧合的是，何伯权与苏显泽一样，从创业打天下到转手易主，都经历了12年的光阴。
UT斯达康公司创始人吴鹰，则演绎了另一类逃离实业的曲折故事。
1992年，在美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吴鹰，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名叫斯达康网络系统的小公司。三年后，与美国Unitech公司合并，这就是后来在国内小灵通市场上显赫一时的UT斯达康。那时，吴鹰曾自豪地对记者说，要“实现实业报国的宏愿”。
然而，坚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小灵通业务在中国市场的命运一波三折，它先是由转型期的中国电信重点推出，作为通信设备商的UT斯达康，依靠着这样的机会迅速成长，并于2000年3月登陆美国纳斯达克。
但仅仅3个月之后，信息产业部突然宣布暂停发展小灵通，再之后又含混地表示，小灵通是“固话的补充和延伸”，允许其开展相关业务。UT斯达康的股价随之上蹿下跳。
政策的不断变化使吴鹰感到后怕，他不得不思考公司的多元化及业务转型。后来，他逐渐把希望寄托在3G上，并不惜重金从贝尔实验室搜罗人才，在北京设立主攻3G技术的研发中心。
但政策又跟他开了一场玩笑。因为相关决策部门多方利益纠葛，预期的3G牌照迟迟不能下发，UT斯达康砸下的十几个亿也就听不见声响。2005 年，裁员、亏损等负面消息开始不断困扰UT斯达康。为了先求生存再求发展，吴鹰再次转变战略，把赌注压在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上。
UT斯达康似乎很快就在IPTV上找到了出路，它同时获得了来自哈尔滨和上海的两个大单，眼看就能走出窘境。
这时候，厄运竟又一次降临了。IPTV也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缠斗，广电和电信两大系统争持不休，最终那边3G牌照都下发了，这边依然是看不见政策松动。
种种不顺，再加上与董事会存在意见分歧，2006年11月，吴鹰离开了UT斯达康。
狂欢与泡沫
2003年，何伯权重新回到公众视野。2010年，吴鹰也回来了。他们都有了各自的全新身份，何伯权注册成立了广东今日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创投企业；吴鹰则加盟基金型风投企业和利创投，成为一名资深合伙人。
两人的工作略有相似，都需要从求资若渴的万千创业者中寻找真正有前景的项目，然后出钱帮他们发展壮大。以何伯权为例，近7年来，他手握23.8 亿元出让乐百氏股权得来的资金，陆续投资了七天连锁酒店、九钻网、久久丫、诺亚财富、爱康国宾等十几个项目。如今，七天连锁酒店和诺亚财富已经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何伯权注入的资金开始呈几何倍的增长。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的统计，七天连锁酒店上市当日，占股35.3%的何伯权市值规模达到了1.67亿美元，与他最初投入的800万美元相比，大约膨胀了21倍。
实业优则投资，在当下的中国，几乎成了一种惯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割掉或削减曾经造就他们辉煌的实体产业，转而投进陌生却刺激的投资或房地产领域。
在温州，一项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调查报告显示，60%的被调查企业称，自己10%－30%的资金用于购买非厂房的不动产，原因是现在“实业不太好做”。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由于受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很多民营制造业转身成为资本游民。现在温州民间有8000亿资金到处流动。
那些耳熟能详的名牌企业，也不甘寂寞。
杉杉西服缔造者郑永刚，把集团25%的股份转让给了日本商社伊藤忠，未来发展重点集中到科技和新能源的投资上；另一服装品牌雅戈尔的创始人李如成，触角也在向更具挑战性的领域延伸，他一边用剩余资金炒作股票，一边在杭州、苏州、宁波等三个城市高价拿地，斩下一个又一个“地王”；奥康皮鞋总裁王振滔也没闲着，他先后在湖北黄冈、安徽全椒等中小城市投资兴建商业街，做起商铺租赁形式的地产生意……
巨额财富效应示范之下，又有谁能真正泰然自若？被很多时下的年轻人视为偶像的马云也坐不住了，在参股华谊兄弟小赚了一把之后，他开始呼朋引伴，召集更多的企业家一起玩大的。
2010年4月16日晚，北京银泰中心宴会厅高朋满座，马云、史玉柱、聚众传媒创始人虞峰、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新奥集团董事长王玉锁、银泰投资董事长沈国军、五星电器创始人汪建国、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九阳集团的王旭……正在铺张的不是什么企业家聚会，也不是明星云集的慈善夜宴，他们为了一项全新的生意而来——云峰基金，一只由马云和虞峰的名字组合而成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宣告诞生。它的运作模式跟今日投资类似，只是出资人由何伯权一个人扩展到了众多大牌企业家。
如此多的企业家赶场一样涌入风投领域，让一些专家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战略学副教授滕斌圣撰文指出，在欧美和日本，很少有正处壮年的实业家在事业巅峰期激流勇退，转向投资。“韦尔奇在GE，格罗夫在英特尔，乔布斯在苹果，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即使IBM的郭士纳，也是在59 岁退休后才进入私募投资，成为凯雷集团的董事长。”
财经作家吴晓波也在为苏泊尔卖掉压力锅而惋惜。“二十年，一代人，好不容易做到全球第四，一朝出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那个位置？”“看来中国人十年之内再也做不出一口好锅了。”
为什么中国的实业家更愿意中途变身为投资家呢？滕斌圣总结说，除了资本市场的回报远远大于实业经营之外，宏观环境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进民退等因素，也都使得民营企业家们对于长期从事实业信心不足，担心碰到“天花板”，因而缺乏做百年老店的愿望。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金碚对《中国周刊》记者分析说，中国是一种“渐进式改革，级差式发展”，政策有差别，行业扶持有差别，收益也有差别，而实业发展的环境需要各行业利润率基本平衡，没有暴利微利的级差，那样才能减少利益的寻租，否则就会导致“做实业的人不安心”。
2010年10月底出炉的一份“第三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退出综述”报告显示，从各交易所平均投资回报率分析，境内资本市场平均账面投资回报率达9.06倍，而境外市场平均账面投资回报率为4.24倍。
这也就不难理解业内的一个说法：在内地投资十个项目，搞掂三个就可以赚大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业内人士曾对《中国周刊》记者讲到一个极端的说法：“前些年哪些上市公司的股票具有投资价值？就是那些边缘地区的、长满荒草、到处生锈，只有一个老头看门的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最具有重组概念的炒作价值，在资本市场最有钱可套。”这很形象地说明，当实业空心化时，资本市场依然可以热火朝天。
吴晓波还提出一个观点，大众传媒过分渲染投资神话，也容易导致实业之心的冷却，“打开报纸网站，随处可见哪位投资家看中一家小公司，仅仅几年就得数十倍、成百倍回报的‘神话’，实业之心，不禁荡漾。”
或许被放大了的企业家投资故事真的会误导社会，普罗大众也不再安心于本职工作。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理财工具开始被运用，绿豆、大蒜、苹果、棉花、食用油，一波一波的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被拿来炒作，物价轮番上涨，整个社会激荡出数不尽的浮华泡沫。
渐失的梦想
2007年7月，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做客财经访谈类节目《波士堂》，应主持人要求，他现场唱起那首上世纪90年代末传唱度颇广的广告歌：
“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一分一秒一路奔跑，烦恼一点也没有少；总有人像我辛苦走这遭，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成败得失谁能预料，热血注定要燃烧；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
气氛一下子被带回了那个“以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实业报国，是很多企业主的理想，其中不乏步步高这样的民企。而这几年，民企实业之心出现了冷却迹象。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有五座“大山”在制约着民营实体经济的发展，“出口外贸型企业得到国内融资的能力越来越小；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原本盈利就低的制造业不堪重负；政府实行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资金冻结在银行，企业融资难；地方政府限电限水厉害，导致一些企业只能一边生产一边停工。”
周德文认为，产业空心化“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候了，”他打了个比方，“实业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体质不健康了，抵抗力也越来越低了。”
回到《波士堂》的现场，有媒体嘉宾问段永平，“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听你说两个人，松下幸之助和巴菲特。现在从你的轨迹看，好像是从松下幸之助走向了巴菲特，中间这个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段永平的回答不太“给力”。他略显平淡地叙述说，那一年他和太太搬到美国居住，闲得无聊的时候翻书，无意中看到巴菲特的投资理论，觉得与做企业在本质上没有差异，于是开始做投资。
不知道同样曾是松下幸之助“信徒”的苏显泽有没有看到这期节目。同样的问题到他那里会有怎样的答案？
时光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还在浙江大学读生物工程的苏显泽，从图书馆里一下借回24本全套台湾版《松下幸之助全集》，虽然是竖版的繁体字，他读起来依然如饥似渴。
20年的光阴忽然过去，一切仿佛都是梦影。
董明珠的“傻劲儿”
她不愿走上资本狂欢的舞台，并拒绝为上亿年薪而卖掉企业。她紧抱着“工业精神”四个字，坚定地表示“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这让外界认为她很傻。她真的傻吗？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珠海报道
“她离开了中央电视台？”
和记者简单寒暄几句，董明珠就指着今年第五期《中国周刊》封面上的人物插画发问。
她指的人物是曾经的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利芬。当听说王利芬从央视离职、创办自己的网站后，董明珠禁不住感叹：“她真行！”
需要说明的是，另外两位封面人物是王佳芬和龙丹妮。她们三人的共同之处是在别人疑惑的目光中，不顾周遭纷扰，坚定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很大程度上，董明珠亦是如此。
顺流与逆流
有几句话会经常冒出她的脑海：“朋友经常对我讲，如果你到国外，你会发展得很好，因为你太直率了！在中国不会搞关系是不行的。”董明珠说自己当年对这种评价感到不解：“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
20年过去，坐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的她说“为什么”这三个字时，脸上还会有疑惑的神情。
可她的直率显而易见。当记者问她当年从南京下珠海的缘由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从南京南下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来到珠海后，被这个地方吸引了，所以决定留下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南下”已经成为一种诱惑，一个如神圣仪式般的召唤。她个人命运的“南下”显然契合了时代选择的大背景。
可多年之后，她的另一个选择却被视为“逆潮流而动”。
在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董明珠提出，要弘扬“工业精神”，用专业、执著和奉献的精神，用“吃亏的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实业，“把空调做到极致”。
可是这次，时代潮流并没有站到她这一边。中国逐渐成了资本市场的狂欢舞台，投资界亢奋不已，而实业界却较之沉静得多。
因此，董明珠的“工业精神”为很多人所不解，甚至有人称其为“傻”。
当《中国周刊》记者把“傻”的评价转述给她时，她的脸上没有任何的不悦，甚至乐于将“傻”的评价照单全收。董明珠拒绝成为狂欢舞台上的一员。
她右手配以一个下砍的手势，目光坚定，说，“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
专注与诱惑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朝气蓬勃的珠海市区，“格力广场”的地产广告牌漂亮而又招摇。当地人说，格力地产占据了珠海地产市场的重要份额。
“不，格力地产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董明珠斩钉截铁地说，“它属于格力集团，严格地讲，（对于格力电器来说）它只是一个投资者。”她的语气让人感觉是在极力撇清与一种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格力电器是格力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也是集团的重要支柱。董明珠任格力电器副董事长、总裁。
那空调之外，格力电器到底是无力进入还是不屑一顾？简单一点说，到底是不愿还是不能？
对于这样的问题，董明珠有点激动：“我们有太多进入房地产业的机会，我们到哪里投资建厂，对方都说，我给你几千亩地再搞房地产吧，都被我们拒绝了，你知道吗，别人说，没有遇到像你们这样的人，别人一来都是先把地圈得大大的。”她特意把“大大”的语气加重。从她脸上的笑容看得出来，她把别人的不解视为一种赞扬。
董明珠已经不止一次拒绝过涉足空调之外的领域的机会。在中国空调业有史以来的两波多元化扩张的风潮中，她都选择了“专注”——走专业化道路。董明珠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就是要做空调业的老大，别无他求。”
既不是不愿，也不是不能，那是外界的诱惑不够大吗？
她说，1999年、2000年网络泡沫时，外界诱惑特别大。有人在香港注册了一个IT公司准备上市，问格力方面能不能去兼一个董事。对此，她直言不讳：“不熟悉的领域，你不能掌控它，你进去不是盲目的吗？投进去怎么收回？”
后来的事实人所共知，网络泡沫很快破碎，很多热衷此道的传统企业都垮掉了。对此，董明珠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强的预判意识，只是认为一定要做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
这符合她一贯的做法：她不迷信于麦肯锡、科尔尼这类咨询巨头的建议，她自称大部分决策来源于自己的感觉——当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董明珠的感觉来源于勤奋，时至今日，她依然会靠走访来保持对于市场的敏感，甚至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走访市场、面见经销商。
在多元化之外，搞不搞收购也是格力一度面临的诱惑。有一次，广东一家知名家电企业因为自身出了问题而找到格力，希望能够完成收购。与对方的代表谈判过程中，董明珠直言不讳：“第一，我说现在好比谈恋爱，你们俩（指该家电企业与企业所在地方政府）关系没搞清楚，叫我去，我就成了第三者了，那不行。第二，据你刚才说的情况，我认为你们俩都有问题，都是希望从收购中获取各自利益。”听罢董明珠的“意见”，对方说，知道你们格力为什么撑得住了。
挑战与较量
董明珠的“意见”甚至发表到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那里。今年2月广东省人代会期间，当着众多人大代表的面，董明珠向汪洋“告状”，炮轰广州市政府采购存在诸多潜规则。汪洋用“义愤填膺”来形容董明珠当时的情绪，并对董明珠说，“告他”。
董明珠的“义愤填膺”来自于轰动一时的格力“废标门”。事情缘起于2008年11月份的一项政府采购招标：广州格力在番禺中心医院2220万元采购项目中，被评标委员会推荐为“第一候选成交供应商”，但17天后，价格比别人低440万的的格力电器却没有中标，铩羽而归。
“格力1780万元第一标中标，而且是自主产权的技术。而对方竟然找了个理由说你的文字错了一个字要把你废标，选了个2220万元的，多了440万元售后服务。我想这个的产品质量肯定不好，要不怎么会要几百万的保修费。”
董明珠真的将广州市财政局告上了法庭。此举被舆论视为现代版的《秋菊打官司》，人们一方面惊叹于董明珠的强悍，一方面也为她和格力捏了一把汗，因为敢于向管理政府钱袋子的财政局叫板的企业在当今中国，实在是少之又少。
董明珠说，这不是跟政府作对，格力与政府利益是一致的，有些行为损害了政府形象，就要指出来。最终，格力“废标门”以和解收场。
《中国周刊》记者问她，这样做的结果和付出的代价，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清水和浑水”的理论来解释值得吗。“一杯浑水，你一滴清水滴进去，很快就消失掉了；如果是一杯清水，一滴浑水滴进去，马上就看到污浊的现象。你要捍卫一个真理所付出的代价，比搞破坏的人付出的代价要多得多。”
她的语速越来越快。最后，她把身体往椅背靠了靠，绷直，说，“这告诉我们，一定要去捍卫，去斗争！”
其实，强悍与强硬一直贯穿于董明珠的格力生涯。初做销售员的董明珠，第一个业务是去安徽合肥，向当地一家拖欠了42万货款的经销商追债。多番沟通之后，对方仍是拒不认账，终于有一天，董明珠把他堵在办公室大叫：“你要么还钱，要么退货。否则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后来，她如愿以偿。
她是家电企业中唯一和强势渠道商国美唱对台戏的人。2004年2月，有家电行业“价格屠夫”之称的国美，擅自将格力空调降价销售。她毫不示弱，断然下令：停止向国美供货。
董明珠认为，格力与国美的公司文化不同，只有长期的、全局性的合作才能满足厂商双方以及消费者的利益。现在随着商业环境的规范，经过不断博弈，格力已与国美开展了新的合作。
董明珠还主动向记者提起网络上的格力“爆炸门”。她说，两年来，这个事情不断地在网上出现，通常是换个标题重新再发一遍，“这样的公关公司应该叫做攻击公司”。有人曾经向她提议找公关公司予以回击，董明珠拒绝了。“这样一来我们成了什么？与流氓天天对骂，我们也会变成一个流氓。”
“我第一时间想就是要告他！”在记者面前，董明珠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
女人与斗士
正是因为这些，她的竞争对手用“董明珠走过的地方连草都不长”来揶揄她的强悍。她被众多的媒体描绘成冰冷、严厉、不近人情的“女强人”，甚至有人称她为“武则天”。
也有人将董明珠视为一个异端。在注重人际关系和沟通的今天，柔性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推崇，权力女性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管理大师杜克曾经表示：“这种时代的转变，正好符合女性的特质。”可董明珠似乎与此格格不入。
这是她的全部吗？
坐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的董明珠，这个被称作“武则天”的女人，头发烫成了小波浪，穿一身深蓝色的牛仔服，黑色紧身的套衫，脚上是一双浅黄色的高帮帆布鞋，除了脖子上那条珍珠挂坠的项链之外，没有任何的配饰，她也没有任何的化妆——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大学生的打扮。
这让人想起了她在自传《棋行天下》中所讲的一个故事。早年，她去铜陵，铜矿企业多，城市小，人口少，可是她却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大市场。她找到了铜陵供电局，对方马上接受了她。对方说是董明珠的精神感动了他们，“小董穿双黄球鞋、背个黄书包，像个下乡知青。女同志能吃这样的苦，不容易，咱们做格力吧！”
她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生活：“出门卖空调，闭门也是卖空调，未来还是卖空调，空调卖得越多我就越高兴。”“我的满足感是来自于今天又战胜了一个困难，而不是今天又穿了一件新衣服。”
可是她并不接受别人说她没有女人味儿。她总结出自己适合米色，爱看电视剧，对于《蓝色生死恋》津津乐道。她身边的人说，董总每天的衣服没有重样的，她爱打扮，可是大部分时间不爱化妆。董明珠也差不多是整个格力唯一不穿工作服的人。
可她的“斗士”形象已经被太多的媒体反复描述。当听到“很多人说你是斗争者”时，她笑了起来。
不过，她的态度里似乎有一丝委屈的成分存在：商业世界中，男性领导者做出果断坚决的决定会引来一片叫好，被称之为果敢和有魄力。女性领导者如果做出类似决定，则多被贴上“冷酷无情”的标签。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她商业上的偶像应该是像惠普公司前总裁卡莉·菲奥莉娜那样强势的“独裁者”——如果她有的话。可事实是她在商业上没有崇拜的人，她唯一公开提到的推崇的企业家是王石，王在另一个领域内坚持走专业化的道路，就像董明珠在空调世界中一样。
非但如此，出乎意料的是，董明珠最推崇的女性是山口百惠——日本偶像剧《血凝》中的女主演，因为她是“被保护的、纯真的、乐于帮助别人的”。
这甚至影响了她年轻时候的理想。她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战士，医生和老师曾经是她想做的职业，她归纳这三者之间共同的特质——都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责任与精神
可董明珠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会“施以援手”。
2008年的一天，董明珠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自一名与其私交甚好的空调行业专家，该专家在空调制冷业内声名卓著，他希望能够重返格力——此前供职格力期间，他发明众多，后被竞争者以重金挖走——他得到的是强硬的拒绝。
这能够部分反映董明珠的管理性格——关于如何留住科研人才，董明珠与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可谓殚精竭虑，甚至拟定了奇怪的禁令：如果从格力离开，那么将永远不再被这家公司重新接纳。这条禁令令行禁止，至今没有人打破过。
而另外一个故事则能说明“月亮的背面”：也是在2008年，某国内空调企业老总带领的猎头团队曾经驻扎在珠海的北京宾馆长达一个月，目的是希望能够凭借重金从格力挖走一批高级研发人员，可最终一无所获。
“不能单纯用钱衡量，如果大家都只注重金钱，什么东西都看着钱来做事，流氓文化就泛滥了，”董明珠说，“不计代价、急功近利就是这么来的。”
问她的财富观是什么，她说：“过去三十年是国家给我们很好的平台，很好的机会，是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在后三十年，我们应该让财富变得有责任感，来帮助社会解决问题。我认为工业精神是一个很泛的精神，方方面面都要有一种执著、奉献和关爱的精神。现在我的想法与原来又不同，我认为我们的企业家应该为全社会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财富的增加，要有责任意识。”
这是现今她理解的工业精神及其演变。她还开玩笑说，假设能让格力所有人都开上汽车，我去开拖拉机也是光荣的。
“精神，一定要有精神。”她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在接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中，她总共喝了两次水，上一次喝水之前，她说的是“一定要去斗争，要去捍卫”。
对于精神的要求成为她挑选接班人的最高标准。她清楚地知道格力早晚要交给别人。在她看来，“这个核心的人最难解决的是精神，要有一种义无返顾的精神，把个人的所有一切都要抛之脑后。”
她说，制造业一定不能只把盈利作为自己唯一的经营目标，而是要创造一种工业精神。她拿售后服务举例，说最好的产品应当永不维修。当她谈到消费者对格力的好评时，高兴得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
在“钱生钱”风行的年代，董明珠说自己选择的是“一块钱一块钱地挣”。对于那些从实业转向资本界的同行，她半认真半严肃地说：“他们钱来得太快了，我觉得他们要交70%的税才好。”
可是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冰冷残酷，关于中国制造备受挑战甚至是遭受困境的言论近年来从未停歇，空调业渐入危局的论调已弥漫珠三角。可以想象，董明珠的工业精神在资本时代所遭受的挑战可谓巨大。
她说：“我想我是寂寞的，至少在中国的制冷工业界。”
一位财经作家对记者说：“每次看到别人对于董明珠工业精神的赞美，我的眼前都浮现出董明珠无比孤单的身影。何苦呢？”
泪水与所得
董明珠的身影背后，确实有“苦”的一面。
这是因为，坚持一种东西，往往意味着放弃另一种东西。比如，她对于家人的情感。
在自传《棋行天下》或者很多媒体报道中，都可以读到她的儿子。为了工作，董明珠把年仅11岁的孩子送进学校寄读。对儿子的愧疚，她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有一次出门后，发现有东西落在家里，就赶紧返回去拿。经过孩子房间，想把被子打开再看孩子一眼，结果撩开被子，却发现他蒙在被子里哭得满脸鼻涕和眼泪。我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给予孩子的太少了。东东看到我又回来了，赶紧把眼泪擦干，还装着笑说，妈妈你快走吧，我没事的，我没事的。”
《中国周刊》记者问她，你这么多年高速运转下来，有没有一直想做可是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有遗憾吗？
她肯定地回答，“职业上没有任何遗憾”。然后开始谈家人。
出人意料的是，她没有讲儿子，而是说起了自己的母亲，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向媒体讲述自己与母亲的情感。
“我没有见她最后一面。”——那一瞬间，她的眼泪几乎就要涌了出来。
“她走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开会，真的很遗憾。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她走之前两个月，我到了南京，也是在床前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当时她已经有些痴呆了，我说，下次来我带你到珠海去，她已经不像上次听到那样高兴了。我说，你要乖乖的，听话啊。我冥冥中感觉妈妈的日子不多了，我和大姐说我的感觉。大姐说，不会啊，妈妈身体那么好，可我已经有了这种感觉，还没有多陪陪她。”
说到这里，董明珠紧抿住了嘴唇，把头微微仰起。她拒绝了递过去的纸巾，接着说，“妈妈走了五年了，有时候想梦里能不能梦见一回，可是从来没有。”
她的哽咽，让采访现场变得沉默起来。
她又讲到了自己，到格力20年，年年都要生一次病。医生告诉她，你这不是病，是累出来的，你也不想想，格力不会永远都是你的。也有朋友说她，“你都这样了，还拼什么啊？傻不傻啊？”
董明珠曾经有机会抽身而退。她对《中国周刊》记者坦承，曾经有民营企业来聘请她，开出的价码是“几千万的年薪”。2005年时，也曾经有外资提出希望收购格力，对方允诺董的年薪“甚至上亿”。有人劝她：“别傻了，给谁打工都是一样。”最终，董明珠选择了拒绝，她的理由是“中国很难有一个在世界上落地有声的品牌，格力不能卖”。
问她“执著”从何而来，她说，“中国有句禅话，舍得，有舍才有得。我现在理解的工业精神，就是一种牺牲精神。”
在采访现场，这个宣扬牺牲精神的女人背后，是一张张格力的企宣图片，里面有国家领导人数次来格力视察的镜头。某种程度上，董明珠和20年的格力以及他们代表的中国工业精神的某种方向和命运，已经得到了这个国家的认可。
这或许就是董明珠所说的“得”吧。
下午一点多，当记者起身告辞时，董明珠也要准备启程了——去重庆走访市场，一个人。
一个只做“素菜”的温州皮鞋佬
二十多年来，王建平说自己的公司来来回回全是“素菜”，只做实业不做投资。将来，他还会继续如此，哪怕有红烧肉似的投资的诱惑。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报道
47岁的王建平有QQ，他和别人推荐自己的联系方式时，会首先主动报上QQ号码，并建议对方去看他的空间。
这是一个实名的QQ，签名常年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空间里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土耳其进行曲，加快版的。
他的发家史几乎和温州当地所有商人一样：小时候家里穷，改革开放后创业，从小作坊做到大工厂，在制造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直到有了自己的品牌，并小有名气。
王建平做的产品是皮鞋，他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哈杉”。
在号称“中国鞋都”的温州，王建平没什么特殊。但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他被周围的朋友调侃为“傻子”。因为他自称做的全是“素菜”，一点“红烧肉”似的投资都没有。
傻子的坚持
先从二十几年前讲起。那是1987年8月8日，杭州。因假冒伪劣问题，消费者对温州鞋不满，有关部门在杭州武林广场将5000双“温州鞋”付之一炬。这件轰动全国的新闻，被称做“杭州武林门事件”。
此后，温州鞋业遭受沉重打击，制鞋企业大浪淘沙，所剩无几。这个曾经给温州带来诸多荣誉和灰色的行业，素有“剩者为王”的概念。
王建平的哈杉鞋业就是“剩”下来的一员，如今被认为是温州地区国际化最强的民营企业之一。他的工厂散布在中国、意大利、美国、尼日利亚、阿联酋等地。
但是，王建平并没有得到朋友们的羡慕和祝福。
他讲了一个故事。
去年除夕，还在非洲厂区忙碌的他，给国内朋友打电话拜年。他想问候大家新年好，还想和国内的朋友说，自己在尼日利亚的厂房又在扩建了，国际化的步伐又迈进了一点。
一个曾经和他在尼日利亚一起办工厂的老朋友第一个接到了电话，寒暄之后，对方说：“你是笨牛啊！我前年在尼日利亚拼死拼活的做鞋才赚了500万，去年回国一年轻轻松松就赚了5000万。你笨牛啊，还在非洲建什么厂房，劳累！”
老朋友继续炫耀自己2009年一年的生活状态：早上睡到自然醒。醒来，股市涨了，高兴。中午，房产中介打电话，说投资的房子260万买的，有人愿意出320万买了，心情倍爽。晚上，出去给别人讲个讲座或者去听听别人的讲座，赢得掌声一片。
王建平说，他的这个朋友过的是神仙生活，整天掌声一片。享受到了投资的甜头，就再也不愿意回来做实业了。当初，坚持做实业的他，曾视王建平为生意场上的“大哥”。税务局那儿出了问题，公安局那儿出了问题，都会请王建平出面帮忙。
王建平认为，这是投机行为，他最讨厌投机赚钱，“听都不愿意听。我会坚持走下去，宁可踏踏实实一点点做实业，养活更多人，钱赚的少，分享财富的人多。我一个厂子就养活几千人。”
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眼里，王建平是一个书生气很浓的人，一边做企业，一边读硕士，后来还读完了博士，花了很多精力。周德文对他的判断是：“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学术研究精神，学者气息，让他坚持做好一项事业，而不是投机赚快钱。”
当然，这一点，周德文并没有和王建平交流过，王建平对外人解释自己，并没那么高雅，甚至俗到家，“我就是愚钝！是老实人！”
他还纠正《中国周刊》记者，“别人认为我是傻子。我的傻，是不要加引号的，是真的傻，在他们看来能不傻么，有钱不赚还劳累。所以你不能加引号。”
从在商言商的角度，王建平对自己的否定不无道理。
在哈杉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诸多机会转行投资，或者更大比例的涉足投资行业。譬如：房地产。
这些机会主要集中在2005年和2006年。王建平回忆，“每年多次被邀请去投资房地产、矿产等。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投资项目条件也非常非常优惠，都是明摆着赚钱的，而且是赚大钱的，赚快钱的。”
这些机会面前，王建平坦言，自己心动过，也犹豫过，但是最后还是一拍桌子，“就这么定了！”
王建平和自己的管理层定的是：“主业尚未成功，哈杉仍需努力，将军赶路不打小兔！”
当然，这一巴掌拍下去之前，王建平也和他的管理层分析：主业所需的精力让哈杉脱不开身做别的，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人力参与。
“也可以认为，我们就是错过了机会！那几年人家都开始投资赚快钱的时候，或者是因为哈杉反应慢，或者是因为我太固执，错过了很多赚快钱的机会。”
王建平的精力在做什么？他开始一项项数：哈杉成立开始就做外贸，后来，1998年金融危机，采购商不过来了，我们就走出去，称之为撇脂战略；2004年，为了减少贸易争端，也为了打品牌，我们收购了意大利WILSON（威尔逊）90%的股票，建立研发中心，并在外建厂房；2009年经济危机后，我们走深耕战略，注重国外品牌的打造。
王建平总结三次大的战略为三道“素菜”。“哈杉二十多年历史了，我们只有三道菜，全是围绕造鞋，没有别的了。我们不赚投机的钱。”
遭遇歧视
王建平的路，走的越来越孤单了。
这几年，他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们纷纷放弃实业，转行去做投资。坚持下来的，也大都是把实业作为保底的项目，让其半死不活的生存着，只是作为融资信贷的平台，获得信贷后把钱用来投资。
在王建平看来，摆在实业商人面前的选择，其实很狭窄。因为要坚持做民营制造业，就意味着困难重重。
他总结了两个横在民营制造业面前的阻碍，“一是政府歧视，主要表现在基本没有扶持；二是金融部门的歧视，表现就是他们不愿意贷款给我们。”
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诸多实体企业关门停产搞投资，哈杉坚持着自己的生产计划。但是，转年到了2009年1月份，温州当地一家银行一夜抽掉了哈杉2000万元。王建平说：“原因是，哈杉没有投资项目做抵押，没有投资回报，仅仅做几双鞋，也不圈地投资，能赚几个钱？它们对我们不放心了，宁可贷给有投资项目的企业。”
这一资金链被斩断，直接影响了哈杉的发展进度。当时，王建平还在制定每年一倍甚至两倍的生产计划。
作为一家跨国型企业，王建平觉得自己“难死了”。他分析，“哈杉走出去，脚跟不踏实，我们没有当地融资，都是在国内融资的。现在，国内的当地银行看到哈杉还是胆战心惊的。”
和哈杉相反，温州当地另一家有名的鞋企，一边做制造业，一边大举进攻投资业。银行更乐意把钱贷给它。
王建平越来越觉得无依无靠，“国有企业走出去融资可以用项目担保，我们要用自己的房子担保，还要打八七折。利息又很高。我们温州有个对外经济协会，我每年都参加会议，我们都抱怨这个。也不是我一家有这样的问题。”
王建平还有个特殊身份——浙江省政协委员，他曾经连续三年把这些民间的抱怨写成提案。
在他2009年的提案中，记者看到王建平的提议：“借鉴西方、日本培育跨国公司的经验，对本土跨国公司的融资资金实行100%贴息……在经济开发区滨江园区内另辟2000—3000亩土地作为‘温州跨国公司孵化园区’，让上述优先的第一梯队20—30家公司入园，使其把‘根’留在温州，让其公司的全球零配件生产配置中心留在温州……”
但是，今年王建平没再交提案。“交了三年了，每年都没有人搭理我，我干脆就不写了。”
实业忧思
周德文一直在关注王建平这样的实业商人。在他看来，传统制造业，发展得再好，利润率一般也不会高过5%。拿什么让更多实业企业能像王建平一样，坚持并持续发展下去？这是他这些年一直考虑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周德文大声呼吁，希望政府看到产业空心化的危害，“社会都浮躁，房地产这么热，赚钱这么快，实业这么苦，随便一家企业都会放弃低利润追逐高利润。政府更是浮躁，疯狂地拍卖土地。即使政府口头说鼓励实业发展，但是见不到什么优惠。”
他的话，有些无奈的情绪：“在我的办公室，经常有一帮一帮的企业家来讨论实业能不能做？怎么做好？如果做不下去，怎么办？做了几十年了就这么放弃了么？可是，我们能提供给这些彷徨的企业家们的有限，只能是信息和联合抵抗风险的能力。”
王建平也听到了一些好消息。
在今年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开业仪式上，一批实业项目已作为投资重点成为政府和投资者关注的对象。这被认为是温州回归实业的一个信号。
这之前，周德文也注意到一些零星的变化。
“在新的温州沿海产业带规划中，政府强调设立工业园，投资高科技实业，这是一次资源的充血，而不是像原来一样，有地皮就开发做房地产。”
2009年，浙江省推出了一项“5111”计划，浙江理德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成为这项计划的执行者之一，董事长金晓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这项计划对全省制造业提出了具体的帮扶措施，去年我们在绍兴做了试点，明年的目标是杭州。”
但这些星星之火并没有消解王建平和周德文的担忧。周德文说：“回归实业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实业资本化的速度。这就很可怕。明年上半年会有更多传统小企业放弃实业。国家会比较扶持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扶持基本没有了。”
王建平就没有享受过政府扶植实业的优惠，他到网上看了相关的报道，得知有这么回事，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作秀成分大。政策从制定好到落实下去，很漫长的。我们期待，但是没有太多期望。可能，中国三十年内还是需要依靠我们这些‘傻瓜’、‘王八蛋’来做实业。”
王建平经常自己给自己鼓劲，在他的QQ空间有几首流行歌被重点推荐：刘德华的《男儿志》；谢霆锋的《不败的天才》；薛之谦的《梦开始的原点》……等等。他甚至写了推荐词：“燃起工作激情，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以绝对的工作质量把产品质量做到极致！”
这是他给哈杉的鼓劲，也是给自己的鼓劲。
我经历的实业困境
寒焱
傍晚时分，我和爸爸走出星巴克，两个人谁都没说话，一头钻进车里。
那天，我们与投资银行谈了整整一下午，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探讨对我们这家制造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进行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帮助企业完成A股市场PRE—IPO。
这些人告诉我们，在现今的生产制造业，应该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去经营企业，“大鱼吃小鱼”的市场规则已经演变为“快鱼吃慢鱼”，资本杠杆让以小搏大变成了可能。一席话让在实业领域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我们听起来很新鲜也很兴奋，同时又有着更多的困惑与不解：那些眼花缭乱的股权运作、高溢价资产估值、高市盈率发行，让一向觉得赚钱很困难的企业似乎一夜之间就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似的。好像不可思议，但又实实在在的有着那么多的实例就发生在身边。
我很想知道：我们的实业发展模式真的落伍了吗？
我们的厂子，是爸爸一手创办起来的，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创业之初，我们这里还几乎没有什么乡镇企业，他也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路走下来，目前我们产品已享有专利，在细分市场里也算是龙头企业了。
但是，也就是在近三年来，外部环境变得恶劣起来。不仅用料成本不稳定，时涨时跌，还经历了一次金融危机。另外用工特别紧张，我父亲刚创办这个企业的时候，工人想进厂子都要送礼，现在员工跳来跳去，我们得靠各种福利来留住工人，有些举步维艰的感觉。
还有，政府这段时间搞节能减排，限制我们用电。之前规定一个礼拜用电四天，最多五天，经过我们沟通后才活络了一些，规定不能超过上一个月总用电量。但这也还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工人对此议论纷纷，可政府为了减排指标就不管了。
无序的行业竞争也让我们头疼。我们干了二十多年，必须保证产品质量，配件都要用名牌的配件。可新出来的一些小厂就不会，只要好用，他们就会用一些比我们价格低二十倍的配件，产品比我们便宜几百块就卖出去了。
现在行业里面也没有一个标准，说这种产品一定要卖到多少钱，低于这个价格的产品就不合格，就要受到处罚。而行业协会也不是特别有威慑力，如果真有威慑力就应该制定一个行业标准，一个行业价格。不能让大家乱卖。
因为我们名气在业内比较大，国家有关部委都认可我们公司的产品，很多业内工程师会指定要我们的牌子。结果树大招风，招来很多公司假冒。如果我们报案，法律或许可以制裁他们。但假冒的太多了，打了这边那边还有，打了那边这边又冒出来了，如果光打假去了，就别干活了。
随之而来的，是市场销售份额被挤压。有一个办事处，原来一直用我们的产品。但后来，我们发觉，原来一年要用三百万的产品，怎么现在变成一百五十万了？我们就偷偷去他那儿调查，一看发现他用了其他小厂家的产品，虽然里面配件不一样，但外面都漂漂亮亮的，价格却要低20个点。那个负责人说，我们也有苦衷，因为现在很多顾客要的价格低，市场竞争太激烈，为了发展下去，维持营业额，就只能出此下策了。
大概在十年前，我们的利润率有40%，那是最辉煌的一段时期。现在利润有10个点已经顶天了，要靠老产品来赚钱是不可能的了。对于我们民企来说，现在完全是微利经营，养养工人，因为毕竟一些员工跟了我爸爸很多年了。我身边有的同行也会跟我说起这些情况，有人说，今年5月份以后生意狂好，但我们觉得没意思，因为忙完了也没什么利润！
另外，我们还要拿出一部分的精力去应付各种各样的“婆婆”们，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比较麻烦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因为太忙，一时疏忽忘了去“社交”，有关部门就找上门来了，要增加收费。我们只好赶紧跟他们去调和关系，这才解决了当时他们口中所谓的“问题”。
我爸爸现在常觉得做实业太辛苦了，用他的一句话说就是如履薄冰。爸爸这两年动过两次把企业卖一个好价钱的想法。但作为第二代的我坚决不同意，觉得这是多年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而且我相信，他应该不会真的想把企业卖掉，因为这个老企业就像一手养大的孩子，他现在不会就这样把他掐死了。但是，他确实太无奈了。
现在，投资银行要我们放弃原来的一些理念，把公司包装上市。而我们的一贯想法是做产品、做实业。老实说，他们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看着那些曾经与自己面临一样困难处境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翻身，我们不得不进行抉择：是继续坚守实业呢，还是投身于资本市场去追逐高额的利润呢？或者也可以选择走资本与实业相结合的道路吧。
但谁又能保证，在吃到资本市场的大蛋糕后，还能记得做出最好的小甜饼的志向呢？
中国实业沉浮录
中国实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客观的“官商关系”，以及实业家们主观的“政治理想”。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综合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在浦西企业馆展区，有一处中国船舶馆每天迎接着如织的游人。这个展馆呈长方形，展馆内的未来船舶兼具新能源、新空间的设计理念，让前来参观的人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视觉盛宴。
这里原本是大清朝江南造船厂原址的一个厂房。如今的繁华已经掩盖了这个地方一百多年的沧桑故事。
一百多年前，一个扎着大辫子、留着浓密胡须、身穿官袍、不苟言笑的中国人，在中国第一艘自制大型轮船下水后忍不住兴奋，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欢喜的人是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一个在清帝国里声望和权势极大的汉族大臣。亲手缔造这个新鲜产物江南制造总局的是他的部下，当朝江苏巡抚李鸿章。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新式工厂。
中国近代实业，也由此开始。
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
从官府大院走来
19世纪80年代之前，普通中国人对电报的认识和刚开始对电话的认识一样，认为这些电线里有幽灵或者是妖魔在乱窜，幽灵们传递着声音和信息，如果他们出来了，电话就打不通，电报就发不了了。
这样的观念持续了很久，直到1880年一个叫盛宣怀的清朝官商创建了中国自己的电报总局。铺设两万公里的电报线，连接全国重要城市，让这个神秘的幽灵变得普通起来。
在这之前，这个长相清瘦、精力旺盛的官商奔波数年寻找矿藏。湖北大冶煤矿、山东登州铅矿、辽宁金州铁矿、锦州煤矿都是他的勘测成果。
在这之后的几年，盛宣怀接管了轮船招商局，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家实业工厂。在之后的时间里，他参与了诸多大型国营公司的创立，行业涉及到铁矿、邮政、织布、轮船等。
盛宣怀的经历几乎可以概括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中国实业发展的主线：采用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方式，由政府控制甚至垄断几大重工业产业，重点发展轮船、矿产等重工业。
这也是洋务运动的内容。从曾国藩、李鸿章到盛宣怀，洋务派在创办实业上不遗余力。从开始后的十几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就出现了众多的中国第一，奠定了近代中国重工业的基础。
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兴盛的还有传统商人的轻纺工业，这部分实体经济主要是轻工业，由一些民间的商帮在运营。
最著名的当然是“红顶商人”徽商胡雪岩。他不是官，从事的是中药、丝茶等生意。自明末清初，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的纺织中心，这里聚集了世代从事纺织业的大小商人，是民间实体经济的最早形态。
在1884年与英美纺织公司的一次商战中，胡雪岩惨败。和他一同参与商战的江南私商也都从此一蹶不振。这也是传统实业的第一次集体惨败。此时的轻工业是如此的脆弱。
惨败的背景是远方传来消息：中法战争失败。由此产生的商业停滞导致了上海小公司倒闭，大公司股票下滑。这是那个世纪，中国人经历的第一次金融危机。自此，洋务运动也再无大的建树。
某种意义上讲，洋务运动也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当100年后的中国重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在形式上，遇到的困难竟然和100年前如出一辙：观念上的阻挠、政策上的游离以及国库的羞涩。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
“实业救国”浪潮
1895年，一个叫张謇的清廷文科状元，破天荒地放弃功名利禄，走上从商的道路。他从商的表情并不轻松，是一副“舍身喂虎”的苦大仇深状。他甚至认为从商就是入地狱，而自己的这一选择就是“下地狱”。
中国实业的发展一开始就伴随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洋务派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自强”，以及后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民间实业家们的目的则是“实业救国”。
文人的倔强、清高和心怀天下在张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在“地狱”里坚持，一直未“出狱”。他先办了一个纱厂，又从事围海养殖，后来还做了教育，开辟了“南通模式”。前前后后创办了20余家实体企业，成为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晚年的他还被任命为民国政府第一任实业总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实业之父”。
在张謇的带动下，知识分子从商办实业成为一种潮流。
和张謇一样有知名度的是无锡的荣氏兄弟和他们的面粉厂，这一草根创业族在当时的实业浪潮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1912年到1917年，荣氏兄弟一口气开了九家工厂。与此同时，他们还涉足棉纱，获得了“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称号。
这个阶段，也是诞生“近代实业之王”最多的时期：火柴大王，味精大王，面粉大王，航海大王，五金大王……
美国经济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统计，1912年到1927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平均值达到15%。1912年到1924年，上海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领域涉及到纺织、食品、小型车床等。
这一轮工业化是民营实业经济体崛起的集体盛宴。处在中央集权空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有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他们的投资集中在民生领域，以消费产品为主，奠定了中国近代轻工业的基础。
但是，不间断的国变，让这个时期的实业发展存在太多的变数，起起伏伏中似乎有一个狰狞的面孔正向这里看过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混乱中的繁荣
1927年4月11日，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走出家门后就再没回家。第二天，人们发现他被活埋在城郊。
幕后黑手是杜月笙，蒋介石的黑手。蒋介石在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巩固了地位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暗杀行动。他的意图是：将重要行业和企业的财产和经营权收归国营。采取的手段一是暗杀，二是纵容四大家族揽财收拢实业。
对于实业家而言，真相是残酷的。暗杀和收编行为导致大量民营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倒闭风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到1933年，上海所有面粉厂全部停业。1934年仅仅在上海就有254家企业倒闭，第二年又有469家倒闭。
被收归国营的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由于政策输血、市场垄断等因素，反而出现了很好的效益。例如，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当地一家民营资本控制下的电灯厂无偿没收，改名为首都电厂。1928年收归国营之时，资产近21万，到1937年这家电厂资产增长了45倍，固定资产达到958万。
没有被收编的实业家也有。
在川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从只有一艘小气轮的企业发展成为拥有30多只轮船的大企业，成为长江中上游最大的航运公司。
化工领域的范旭东，做了10年纯碱，他的天津永利碱厂被认为是当时工业的最高水平。1937年，他创办南京铔厂，生产出了国产第一批硫酸铵。
这是一段看似野蛮但又隐藏着繁荣的时期。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1937年4月份的报告中说，“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一个经济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
国内战争逐渐升级，实业在动荡中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实业家们似乎也适应了这种“动乱出英雄”的年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更动乱得让人无法把握的时期即将来临。
1937年到1945年
实业保卫战
学者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7年8月和1938年4月，长江中下游三家最大的轮船公司先后实施了两次“自杀”。国营的招商局、航运大王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达公司共42艘船沉于江底。为此，招商局损失40%；三北损失一半，大达全部损失。
吴晓波评价为，“这是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礼，是殉葬也是拯救”。
沉船事件是当时诸多企业的无奈之举。日军侵华，诸多工厂在日军的炸弹下灰飞烟灭。南京范旭东的南京铔厂，已经到了生产硫酸铵的国际一流水准，在日军三次轰炸中，变得一片狼藉。
这是一个对中国实体经济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年代。
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及实业家们的选择是：搬迁、撤退。这就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目的地：大西南的四川。
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写到：“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紧张程度比英国的敦刻尔克撤退没什么两样，甚至更艰苦。”
截至1938年10月，上海、武汉共迁出304家工厂，无锡、太原、南京、济南等地迁出42家。到1941年，各地内迁的企业总数达到639家，占当时全国工厂的15%。
青岛、大连、石家庄以及东三省，实业基本被列强控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在这些地区，中国的实体工业状态是半殖民地性质的，几乎没有自己的民营经济体，中国的实业奋力挣扎，但是已经奄奄一息。
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时候，北方的苏联，这个纬度寒冷、性格倔强的国家正进行着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期。斯大林甚至拿当时的中国说事，“没有重工业，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我们的处境就会和中国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经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后，新中国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选择了和苏联一样的工业道路。
1949年至1978年
计划经济下的实业
上世纪50年代，一首《喀秋莎》的俄罗斯民歌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流传开来。背着手风琴的俄罗斯人坐在工厂车间的空地上，自豪地唱给围观的中国工人听。那个曾经遥远而寒冷的苏联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老大哥”。
新中国成立之时，苏联因为在二战中扭转了战局，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世界英雄。它发展的秘诀是：限制资本主义，集中所有资源，包括农业资源，有计划的发展，实行五年计划，快速实现工业化。
中国把这些“秘诀”照搬过来。1953年，新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集全国之力，重点发展钢铁、矿产、汽车等重工业。
此时的实业发展情况，是国家意志的完全体现，没有“能”与“不能”，只有“快”与“更快”。钢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工业化的标志。那时候，农村砸锅炼钢，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大庆，一个叫王进喜的人闻名全国。大庆油田是国家重点项目，王进喜的经典故事是跳进泥浆池里阻拦井喷。从此，他不再是一个肉体的人，而是这个时期工业化的一个标杆。
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时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
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9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6%，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7%。中国宣布基本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个过程，欧美国家走了上百年。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潮中，到上世纪70年代，在隐秘的农村有了一些偷偷摸摸的民营实业抬头。
江苏华西村就是一个“根正苗红影子斜”的典型。
在这里，从1969年开始，经常是上面领导来检查“农村学大寨”的典型，前头是农业成绩汇报，领导一走，几个人就钻进神秘的小工厂开始偷偷加工五金。
天津的大邱庄没那么扎眼，它从一开始就是穷得叮当的村子，村支书禹作敏在穷山沟里开办了轧钢厂。靠这个“不正经”的行当，十年的时间，大邱庄从穷村变成富甲一方。
在浙江民间，一个叫鲁冠球的穷小子，带着几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他属于当时最草根的创业族。
这些“见不得人”的小买卖，成为这个时期微弱而具有生命力的民间实业雏形，并在几年后率先火了起来。
1978年至2001年
民生工业疯狂生长
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业界第一个狂欢年。因为改革开放来了。
商人的天赋是对商机的敏感嗅觉，一旦嗅到，就会爆发出强烈的追逐欲望。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这种追逐到了狂热的地步。“下海”、“经商”一下子成为时髦词。那时候，这批人喜欢一个半洋不土的称呼——老板。也就是中国第一帮“老板们”造就了民生轻工产业的飞速发展。
其后的几年里，温州出现了“八大王”，分别在螺丝、矿灯、电器等方面风光一时。义乌出现了商品城。
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这一年，北京中关村一条街拥有了40多家电子公司，柳传志下海结盟联想，张瑞敏下海去做冰箱。他们都成为后来实体经济的产业标杆人物。
发展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拿乡镇企业来讲，1984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改革开放前的几乎一无所有，发展到了165万家，两年后发展到1515万家，向国家缴纳税金170亿元。
消费品的饥渴，让老板们赚得饱饱的。做吃的赚钱，宗庆后成立了哇哈哈儿童食品厂；做喝的也赚钱，健力宝的李经纬把广告打到了亚运会；做药赚钱，三九药业把广告牌竖立在纽约最繁华的街道；做保健药还会赚钱，三株模式缔造了一段销售传奇……
那是一段被释放的年代，能量与嚣张一起来，自由和管制不离分。
1988年，首届20位中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出炉。但是15年后，当这帮人再次聚会，已经零零散散聚不全了。这些人病的病，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1978年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探索期，还不属于市场经济模式，依旧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限制政策、政府干预的还比较多，市场的自由度还不够。
当年辉煌的温州“八大王”就是在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中被控以“和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纷纷判刑。
但是，这一问题在1992年之后大为改善。是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金碚认为，1992年就是市场经济的元年。对于实业而言，1992年之前的中国，还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1992年开始明确了市场经济这条路。
市场经济下，分配生产资料的主体由政府开始向市场转移。
转移是一个蜕变过程。譬如，1998年之前的产权明晰改革和1998年以后的第一次“国退民进”。但总的结果是：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国家在某些领域适度开闸，民营企业经济领域愈加宽泛。
1997年，国家对房地产行业松闸。潘石屹就选择在这一年单干。想出了一个SOHO的名字，开始自己创业。在后来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房地产行业一路飙升，成为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行业。也就是所谓的“十年地产热”。
2001年至今
资本时代新考验
2005年1月1日，一个名叫萨拉·邦焦尔尼的美国女记者，下定决心：一年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年后，她宣布失败，并把一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书中说，“（不使用中国制造）你会意识到生活中巨大的不便。我们确实受益于中国的商品。”这的确是2001年以来，中国实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写照。
金碚分析，国际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提供了丰厚的消费市场，为后工业经济体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2004年，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统计：中国制造在上百个产品中居世界第一，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微波炉为60%，冰箱彩电为30%。
金碚也讲到，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受投资的诱惑，中国的实业家在动摇。于是有了“炒房团”、“炒煤团”……新加入者里大都是曾经的实业家。
人们发现中国首富的名单里，逐渐有越来越多的投资家，而非实业家。
当哇哈哈的宗庆后再次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时，学者们表现得异常兴奋，因为“宗庆后是做实业的”。
投资，犹如糖衣炮弹，拉拢着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入伙：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苏泊尔创始人苏增福、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杉杉西服创始人郑永刚……
在这个浮躁的资本时代，实体经济能否实现自我拯救？这是对中国经济新的考验。
金碚：实业家需要一点“傻气”
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级差式发展”的路子，这种客观存在导致了商人向着暴利行业涉足，微利的制造业受冷淡。这也必定会导致做实业的人不安心。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如果要给中国经济画一幅素描，一定是冷热两重天。
一方面，炒楼市、炒收藏、炒矿产，甚至炒农作物……诸多领域的游资不断在搅动市场，赚钱的人似乎越来越赚钱，笑声一片。
另一面，实体企业家们周旋在资金、政策、技术创新等各种问题中，忙忙碌碌，还被调侃为“傻子”。
这让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目前中国投资市场迅速膨胀的现象到底是否正常？中国实业环境症结何在？应当如何改善？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就此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专访。
中国企业家缺乏原则和坚持
《中国周刊》：现在的中国市场存在一种浮躁现象，大家越来越热衷于投资获利。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金碚：如今，世界的财富结构已经分为实体和虚拟两部分，特别是金融，虚拟的部分很庞大，这也是后工业时代的一个特点。譬如，美国服务业发展好，金融业虚拟财产膨胀。我们已经融入了全球化，必定也会受到后工业化的影响。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很快的积累财富，赚快钱。于是我们看到，兼并、重组、资本运作上市等事件频繁，这些应该是在后工业化时期发展比较快的，而我们的实体经济还没有达到后工业化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运作。
《中国周刊》：这样快钱就成了一种诱惑，很多人面对诱惑就没有耐心踏踏实实地去做实业了。应当怎样看这股潮流对于实业的影响？
金碚：全球化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好的方面是，美国等工业国家鉴于成本压力把实业往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他们的消费市场又是很大的，所以就带动了后发经济体的发展。不好的方面是，他们转移过来的是生产能力，保留的是核心技术。如此一来，中国发展实体经济就会急于扩张规模，参与世界分工。然而，我们的历史不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的，所以很容易使中国的实业家变成投资家，他们的行为不是实业，是投资，或者说是投机。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甚至有些上市公司考虑的是把资金调出去做房地产、做投资。毕竟，第三产业很赚钱，进行金融的运作，很快能富起来。
《中国周刊》：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现在的企业家们也逐渐分离为三派人。一派是完全放弃了实业去做投资；第二派是把实体当作融资的平台；还有一派仍坚持做实业。在资本面前，第三派人越来越少。企业家要坚守下来，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金碚：坚持做实业，在今天的中国不容易。首先，这意味着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的保持和提升。其次，能禁得住诱惑，排除客观阻碍。另外，在西方国家很清楚自己是投资家还是企业家，譬如巴菲特他就投传统行业，他也知道高科技赚钱，但是他不会投资好朋友比尔·盖茨，因为他也知道有泡沫，不懂就不投。比尔·盖茨是实业家，也会做投资，但是他的核心还是实业，不会放弃软件。他们有分工，有科学精神，还是有原则的，是一种传统。中国的企业家恰恰缺乏这种原则和坚持。
《中国周刊》：有人认为坚守实业的人，在今天看来很傻，你持什么观点？
金碚：做实业就需要有一点傻气，执著的傻气。
《中国周刊》：有些企业一边做实业一边做地产等其他投资，是不是就不傻了，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
金碚：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你做实业还是做投资，一定有一个侧重点。中国的企业家大部分精力不是琢磨怎么做好实体经济，而是琢磨处理各种关系，譬如税务、工商，稍微一出名就有各种会议，他有多少时间在做自己的实业？我们做过调查，很少。做实业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你再拿剩下的这点时间做投资，怎么保证你的实业呢？在中国一定是这样：你是赚钱还是做实业？你要赚钱，肯定放弃了实业。也许，这样会出现一些银行家，金融家，这就是另外一种人了，但是更多人是去投资，投资和投机没什么差别。
渐进式改革，级差式发展
《中国周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当下的资本泡沫现象：因为中国当下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导致反常的投资回报，由此导致客观存在的诱惑很多，而市场经济越是不完善诱惑就越多，选择投机的人也就越多？
金碚：我给中国的发展下了一个概念：“渐进式改革，级差式发展”。我们的开放有差别，政策有差别，收入分配有差别。这在国外是很少见的。
如此一来导致的结果是，暴利行业和微利行业都存在。暴利行业的租子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寻租”。譬如，房地产行业产生的租子最多，租子满地都有。我拿到的不是我干出来，而是拿到的租子多。实业发展需要一个环境：各个行业利润率是差不多的，有一个平均利润率。我们现在的环境，利润率不均衡。这样就会导致人们一股脑儿地跑去“寻租”。这是中国客观的一个现状：存在暴利行业，利润率不平均。这样也就一定会导致做实业的人不安心。
《中国周刊》：可避免么？有解决途径么？
金碚：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么走的。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决定了有这样的问题。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必然产生级差式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也有好处，高“租子”的地区和行业就有很大的能量，一下子爆发发展起来。譬如深圳。是不是到了需要改善转变这种发展的关头？至少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一条均衡的道路。
《中国周刊》：这必定也导致了一种不公平的商业环境。对现在的商业环境和商业精神的影响是怎样的？
金碚：客观的说，我们的商业环境是在改善之中，但是我们对于改善的进度不是很满意，某些领域还有倒退的现象，比如说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的自由度不够，很多是政策来决定哪个能干哪个不能干，这种副作用很大的。譬如，突然的拉闸限电，让做实业的人，无所适从。我这边有订单，你那边停电了，怎么办？
商业环境对于人的观念影响很重要。如果长期没有一个好的商业环境，做实业的人就会转变观念，走别的路子。我们讲工业精神是要大多数人有这种精神，少数人有只能算是突出案例，形不成精神。做实业的人他们的理念是实业，实业是他们的根，但是这样的商业精神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没有扎根，中国的企业家中间缺乏实业精神。
《中国周刊》：如何看待中国的商业历史和历史背后的商业精神？
金碚：中国的文化理念上，是不利于工业发展的。中国人受教育，都是让孩子离开生产岗位。在中国蓝领听起来就是很低的阶层，似乎白领就是高层次的。在德国，做蓝领就有很高的评价。德国很愿意自己的孩子终生做技工，瑞士也一样，他们愿意一辈子做钟表。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经过了一个启蒙运动以后的科学主义的熏陶，中国没有。中国人曾经讲“德先生”和“赛先生”，赛先生就是科学主义，但是科学的精神在中国没有很好的传承。在中国做实业很容易就离开了实业。原因是，实业需要很多扎实的基础，很多技工，中国人理念上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技工。
历史上，中国华人在实业上成功的不多。中国人比较擅长的是做房地产，金融保险，贸易等行业。香港的大企业家基本没有做实业的。台湾的王永庆，台湾人很尊敬他，因为他做的是实业。
从源头上看，在西方国家，国际上的分工，科学精神，支撑了他们的实业。中国的实业精神是从政治上来源的。实业救国是一个政治理想，一个手段，不是一种原则和信念。
《中国周刊》：传统文化上的东西似乎很难一下子改善，有可以改变的途径么？
金碚：我认为，有一些是长变量，有一些则是可以调控的。
譬如，对坚持做实业的人，首先要在税制上，让他们有更加宽松的环境。其次，我们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应该为实业服务，而不是现在这样，实体经济依附在金融上。现在都认为，搞什么实业不重要，主要是赚不赚钱。那做实业的去哪里融资？
再有，中国的教育体制要关注这个问题。我总是和他们开玩笑说，中国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离开生产线。现在，中国的中等技术学校已经很难维持了。农民的子女还有去上中等技术学校的，城市的人没有人愿意让孩子上技工学校。功名心太强，教育还要踏踏实实做事。
还有，政府应该鼓励优秀的实业家。投资家的成功和实业家的成功是不一样的，政府要区别开。
回归工业精神之路
《中国周刊》：应该怎么样解释工业精神？我们采访董明珠，她说，工业精神对于她来说，一开始是踏踏实实做实业的精神，这样才可以积累财富。现在她更多的认为，工业精神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不光是积累财富了，还要对社会负责任。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家似乎不多，你怎么认识？
金碚：工业精神要有工匠精神，商人和匠人不同。我是匠人，我就要做到精益求精。譬如我做家具，如果只是用来赚钱，这不是工业精神。我要做的更好，和赚钱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这就是匠人的精神。
董明珠是在中国做实业做的很好的。她的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中国优秀实业家的一种历史传统，一种实业救国的情怀。这个因素在中国一开始就有的。李书福也是一个不错的人，他说，成不成，倾家荡产，我也要做汽车，不是赚钱就是要做车，这就有点实业精神。
但是，对这个要求我们又不可强求，会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出现，引领商业精神的潮流。不能太着急，毕竟中国的很多企业家现在连生存都很困难，有的还没经历完暴发户的阶段，你不能逼他们，要有个过程。
《中国周刊》：对于刚刚过去的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有人认为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问题。美国近几十年来用“金融精神”取代“工业精神”是战略上的错误。而美国国内也开始了一些“再工业化”的动向，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金碚：打个比方，经济体是一棵大树，金融是树冠，实体是树根。树冠有用，它可以吸取氧气进行光合作用，树根是基础。我是南方人，在南方，台风来了就把梧桐树吹倒了，因为它的树根小，树冠太大。所以，树冠是需要剪的。美国就这样，树冠太大了。他们也看到，实体经济会使他们失去技术创新的载体和平台。因为技术创新还是在制造业上，服务业更多是一种商业模式，还是要依附于制造业。譬如沃尔玛做零售，关键的是配送，这还是制造业方面的创新。所以奥巴马说，美国要“再工业化”，不然美国就成了世界第二了。美国的金融是世界第一，军事是世界第一，怎么能成世界第二呢？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个根不行了。
《中国周刊》：中国的这个根有多大？资本这个树冠的力量是必须正视的，我们不能排斥。在中国的现实市场中，怎么在不排斥资本的前提下，发展工业精神，平衡树根和树冠的关系？
金碚：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我们的金融业，服务业也都需要发展。就因为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所以中国还可以修很多路，扩展很多城市，中国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我认为，中国要完成两样东西：一是工业化的路子要走完，二是要让工业精神扎根。这两个不成，就很难成为强大的国家。如果缺失了工业化这一阶段，将来就会出问题。
《中国周刊》：发展实业，倡导工业精神，怎样看待民企的作用？我们看到每次国家宏观调控都可能对具体经营行为产生影响，有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反映生存有很多困境。如何破解？
金碚：民营企业是中国实业的基础。但是，现在民营经济还是很脆弱的，在政策和宏观调控面前就表现出来了。我们讲工业精神，保证民营经济的发展，首先政府要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让实业家们每天都去应付各种关系。其次，服务行业要跟上，金融、运输，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另外，政府要扶持的应该是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扶优扶强不是一个长期的措施，不能成为中国长期的工业精神。
美国工业精神之得失
龚小夏（学者）
今年六月，美国国会以378比43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加强制造业法案》。这个法案降低了工业原材料的关税，旨在鼓励美国的制造业。这个法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人在近年来的经济不景气中出现的危机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美国的制造业大量流失。2009年，工业生产只占国民经济总值的 21.9%，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占到了76.9%。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只有重振工业才是最终的出路。
可是，除了通过上面这样的法案之外，联邦政府能够做的事情却非常有限。按照美国宪法，经济权主要在州与地方，联邦政府只有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因此，各州的政策，与工业是否能够重振更为直接相关。而就目前的倾向来看，原来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南部各州正在超过北部与西部，形成了工业的新南方。
“加利福尼亚想自杀。得克萨斯问道：你要我借给你一把刀吗？”在2010年11月2日的中期大选过后，《福布斯》杂志在显眼的位置上登载了以上面这句话作标题的文章。在那天的选举中，主张简化捆绑经济发展的繁琐立法的候选人在许多州里面取得了胜利，但是面临困境与破产的加州的选民却没有选中候选人里面两位出色的女企业家——eBay的女总裁惠特曼与前惠普的女总裁菲奥莉娜，而是大幅度地支持了她们那两位长期主张扩大政府权力、增加社会福利的对手。
曾几何时，这个美国最大的州被称为黄金州，不仅盛产黄金，而且在西部开发与自由企业精神的推动下产生了一大批推动世界科技革命的企业和企业家。然而，过度的政府干预与福利制度使得加州在近些年来陷入了高额财政赤字和高额税收困境。而且在过去几年房地产泡沫中，房地产税也随之而猛增。这个黄金州已经连续几年被商业杂志评为营商环境最不好与生活费用最高的州之一，导致大量的企业和工作机会流失、人口随之外移。在过去十年里面，尽管增加了大量新移民，加州仍然减少了150万人口。曾经因为苹果、谷歌等一大批高科技公司而繁荣起来的硅谷地区，如今人去楼空的大厦随处可见。另外一个与加州面临同样严重的人口和工作机会流失困境的是东部的纽约州。
相比之下，第二大州，得克萨斯却连年被评为营商环境最好的州，并且在十年内增加了16%的中等收入工作机会，也增加了大约80万人口。在整个国家经济不景气、失业率接近两位数的2010年，得克萨斯一个州创造了16.6万个工作机会，相当于全国新的工作机会的一半。事实上，这其中有许多工作岗位正是从加州迁移过去的。
得克萨斯的发展并非孤立的现象，这个州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南部工业发展的带头羊。而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南部多个原来农业和牧业占较大比重的州的科技与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北部和西部工业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引人注目的工业是汽车制造。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以北部底特律为中心的大湖工业区是美国也是世界汽车制造业的中心。20年之后，有至少 40%的汽车业却以南部各州为基地。丰田、宝马、奔驰、本田、现代、三菱、日产等大厂家，设在肯塔基、田纳西、阿拉巴马、乔治亚、南卡罗莱纳等州。底特律却要依靠联邦政府的救助才逃脱了全面破产的命运。
南部各州的高科技发展也在迅速地占领世界鳌头。得克萨斯的航天、能源、电脑、通讯等行业在规模与程度上居于领先地位。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阿拉巴马几个州的电子科学、生物工程等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北部与西部传统的工业和科技区。
总的来说，这些年里美国的工业与科技发展中心正在一步步地从北部、西部向南部转移，但是美国之外注意到这一现象的人并不多。
州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单位。作为经济实体，每届州政府有各自的经济发展政策。州之间有合作的关系，但也有很强的竞争。而近年来工业发展格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州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差别。
加州是自由派势力最大的州之一。除了选民要求更高的福利造成政府开支巨大之外，该州的金融资本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从经济指数上可以看到，尽管在加州兴办企业的成本最高，但是这里的资本来源却最充足。这类资本的运作有很大的投机性和流动性，左右了政府立法，并且往往造成了对制造业非常不利的投资环境。而南部诸州不同，金融资本的势力本来就比较弱，在政治上也相对保守，得克萨斯更是保守派的大本营。
就在北部与西部通过各种立法来限制企业力量的时候，南部各州却加紧利用政府的法律与政策来吸引工商业。比如世界上最大的雷达与军舰制造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就是看准了低税率、低地价、低能源价格、低劳动力价格、相对宽松的环保法律等等条件，今年从加州的洛杉矶搬迁到了弗吉尼亚州。仅仅这一个公司的离去，就使得加州每年失去了数以亿计的税收。
自从十九世纪下半叶高速工业化开始之后，美国的工业生产很快便稳居世界前列。到今天，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的 19%。不过，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以及在工作机会上的份额却在不断减少。在1960年代，有29%的雇员在制造业中工作，今天却只有9%左右。呼吁重振制造业的声音，在美国越来越响亮。而在五十个州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哪个州能够创造出最有利于工业投资的环境，哪个州就能够在美国的未来新的工业化中夺取领先地位。
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