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曹宸纲：专注3个三 助国内企业海外对接

　ChinaVenture：联宇投资目前有没有募集人民币基金的计划？

　　曹宸纲：短期之内不会做，因为这跟我们擅长的事情不一致。我们不会拼命找pre－IPO项目。而如果想做就需要有非常好的资讯来源，庞大的网络，知道在证监会排队的一千个公司以及将要来排队的三千个公司是谁。这些我们做不过本土的机构。我们没有资讯以及人力，如果跟其他机构硬碰硬，我们优势不大。我们的LP如果要做pre－IPO，他们就可以去投其他的基金而不是我们。

　　风水轮流转　保持道德很重要

　　ChinaVenture：联宇投资的主要退出渠道有哪些？

　　曹宸纲：　IPO和并购都有，见得比较多的是卖给其他公司。

　　我们在北京投的一家高压变频器公司准备去香港IPO，但他们准备上市的消息一走漏，就有很多投行公司来，说别上市了，卖给我们吧。

　　我们在国外很多是跟一个家族买了一个企业，但有情况是过几年这个家族说我想买回去了。有两个例子，我们在投过韩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厂，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现代汽车要在亚洲扩张。汽车供应商说你们要跟着我一起走。他们在中国建一个厂，这家企业也要同步。但韩国这个家族资金不够，所以把企业卖给我们。

　　拿到钱之后，这个家族先还了银行的钱。银行一看这个是好客户哎，就又愿意把钱借给他们。于是他们就在韩国买了很多房地产。结果做房地产挣的钱比做汽车还要多。他们的资金很充足没处用，于是又想把企业买回来，我们就又卖给他们了。

　　我们在武汉投资过凯迪环保。凯迪控股集团有很多业务，凯迪环保的脱硫业务在国内已经做到领先，我们本来是打算把他们带到国际市场去，但国外的项目在金融危机之后都停掉了。国内凯迪控股自己又做了很多其他新能源项目，他们最好的人才都在凯迪环保，所以董事长跑过来说你还是把公司卖给我吧，我需要这批人。他是非常有道德的一个生意人，他不会说，那谁谁，你以前是跟我干的，现在回来吧，我给你多少工资。他愿意采用投资收购的方式。最后我们协商了一个价格，双方都很满意。风水轮流转，在我们这一行里面，维持一定的道德标准很重要，因为圈子很小。

　　中国制造业有两个优势

　　ChinaVenture：中国现在面临刘易斯拐点，这对制造业会有哪些冲击？

　　曹宸纲：很久以来，中国的工人做一些低附加价值的工作，上个世纪就是这样，一个月给几百块钱，做重复性工作。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成本来赚钱。我觉得长期的竞争力要靠每个人的生产力来达到，如果一直靠工人转转螺丝钉，把鞋底黏上，那就失掉了改革开放的意义。很多企业在向高附加价值的方向走，而中国这样做有很多优势。

　　中国做比较高端的制造业，我们的优势不是人便宜，而是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中国和印度每年大约有100万个工程师毕业，而美国大概是5万。美国的工程公司大学找工程师，人难找，而且成本高。另一方面，中国读工程的大多是最优秀的人，而在美国，年轻人一般都愿意进入律所、投行等热门岗位，基本上不认为读工程是好出路。“在美国有一个高尔夫系，教你管理球场之类，这个专业一年就毕业10万人。

　　另外，人这么多，产业链就全了。比如我做手机，有人就做屏幕，有人做键盘，在别的地方，要全球询价。在中国，可能方圆五十里就能把人找齐，大家晚上见面就能商量好。不需要跟老外开越洋电话会议，找翻译。竞争力在于能够很快而精密地对市场做出反映，上下游企业之间联系紧密。

　　人口结构在变化，人一老就需要被服务，所以相关的服务业就很有机会。整体是从对量的追求转变成对质的追求。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经历过baby boom的阶段，然后也出现人口结构的改变。人口结构调整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转型机会。

　　制造业必然会有变化，但我们比较死心眼，总是喜欢坚守我们的三个三。我们还是觉得制造业充满了机会。本来我们就在关注销售和零售，而后两者会成为转型的受益者。我们此前也一直关注制造业中的高附加值企业。所以我们的起点跟现在的情况没有多少差别。

　　ChinaVenture：如今创业板企业市盈率普遍下降，您对此怎么看？

　　曹宸纲：市盈率下降是必然的趋势。一是那些公司很小，开始可以成长很快，但当基数达到一定大的时候，就不能够成长那么快了。公司变成熟，基数变大的情况下，相应的市盈率就降下来了。另外的情况是，机构把有些公司炒热，但后来发现不值那么多钱。

　　05年国内很多公司挣一两千万就不错了，现在满大街都是赚一两亿的。随着盈利基础的变大，进到buyout里面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如果要进入并购领域，如果要做好，最后大家看到的逻辑都一样。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核心竞争力，帮助公司做大，不是炒市盈率的差别。随着企业创办人年龄的增长，市场的成熟，我们对并购市场非常看好的。

　　总之，我们的业务就是看三个”三“，买国外的公司到国内来发展，自己在国内寻找合作伙伴往全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