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企业IPO热 专家称科技金融难助中国转型

        中华PE：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外部环境持续萎靡,令到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结构调整更趋急迫。在以控通胀为要务的紧缩政策下,中小企举步维艰。而对有着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高收益特征的高科技企业来说,资金获取更是难上加难。日前,由科技部会同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开展的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在部分城市展开,这似乎给广大高科技中小企带来福音。然而,以政府部门行政推动的科技金融试点,能否迎来金融资本向实业的回归,引领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在一些学者看来,要实现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高度耦合,需要更多地放宽金融管制和垄断来吸引民间资金,并进行创新体制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否则,诸多美好的期许难以实现。

　　助力产业升级 科企IPO升温

　　科技创新加金融资本,这两种力量高度耦合所产生的巨大经济能量,不仅被理论界所预言,也早已被西方国家的实践所证明。在美国硅谷风起云涌的高科技创业大潮中,天使基金、风险投资、硅谷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反观国内,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高科、深圳科技园,高科技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都有着金融资本活跃的身影。在中国经济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新兴产业的内在动力下,促进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正为相关决策部门落力推动。日前,科技部发布的十二五科技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将完善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建立多渠道科技融资体系。加快发展服务科技创新的新型金融服务机构,积极探索支持科技创新的融资方式。在科技部和一行三会联合下发的《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引导和支持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和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板块上市融资。与此相呼应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及企业对IPO的高涨热情,除了创业板、中小板外,他们还将目光投向了新三板。

　　目前各地高新园区纷纷申报新三板扩容,包括北京、深圳、成都、武汉等地高新园区都在积极争取新三板落户当地。在地方政府志在必得的同时,有一些学者已经看到了其中蕴含的风险。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投资所研究员李希义表示,在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试点阶段,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科技金融成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二是要防止出现科技企业IPO泡沫。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中心副主任刘胜军向本报记者表示,现时中国并不缺少民间资金,缺少的是更多民间资金引入科技创投行业的渠道和机制。但是政府运作机制并不同于风投机构。风投用自有或募集的资金去投资一个项目,必须承担投资带来的风险。而政府对投资风险是不敏感的,导致资金的运作效益低下,像无锡投资和无锡尚德这样成功的案例毕竟是少数。因此政府应该把这些任务交给市场去解决。

　　上市审批制频生乱象 风投急功近利劣币驱逐良币

　　在各地争取科技金融试点的计划中,无一例外都把扶持科技企业上市作为最终目标。对此刘胜军表示:让科技企业透过证券市场去融资当然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方向。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证券市场的融资实行审批制,这种机制下可能存在很多内幕交易,最终导致一些不好的公司能够上市,好的公司反而不一定拿得到机会,这样就会制造出新的不公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内地的风险投资基金仍较多集中在创业企业发展的中后期以及上市前的准备阶段,表现出急功近利的短视。分析人士指出,在现行上市审批机制下,由于上市资源有限,在高科技企业竞逐IPO路上,极有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导致一些真正致力于发展高科技的企业不能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而早期天使投资的缺失,或令到一些高科技企业夭折于萌芽状态。

　　在中国,目前做风险投资的企业很多,但这个行业仍处于无序竞争阶级,有很多是在利用权力去做所谓的PE申报,使得IPO沦为争夺特权的不公平交易,这种机制对PE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热衷于推IPO,对于创业早期的企业缺少关注,这也是中国风投与美国同业的最大不同。刘胜军表示。深圳创投公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守仁表示,近年来中国创投业发展迅猛,但市场秩序建设严重滞后。在美国主要的直投中,创业性的并购投资基金占到收入的70%,而在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偏重于政府政策目标,市场化程度较低,国有基金体制僵化,激励和约束机制低下,由此导致创业投资同业的恶性竞争。IPO项目哄抢疯狂,打着IPO旗号进行非法集资,PE虚假资讯注册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风投市场上一种奇怪的现象是,曾在证监会过会受阻的公司往往成为PE机构争抢的目标。

　　据该位人士分析,高企的市盈率,二次上会高比例的通过率,加上大大缩短的时间周期,都是PE纷纷盯上二进宫甚至三进宫企业的动机所在。刘胜军表示,我接触到的中国PE,他们对早期的企业都没有兴趣,他们更愿意做临门一脚的项目,因为寻租空间大,市盈率很高。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现象,这是中国现行IPO体制导致的。所以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在刘胜军看来,现行中国IPO审批机制扭曲了供求关系,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IPO特权。只要能搞掂证监会,就能获得这种特权。这就是在经济学上讲的设租行为,就是定一个租金,等着别人来寻租。这种行为的存在,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危害非常大,但是由于现在要去改革也很困难。

　　应完善风险投资链条为16万中小科企护航

　　搭乘上市快车是不是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惟一的灵丹妙药？除了培育上市之外,还有哪些利国利民的渠道？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上市资源有限,全国16万科技中小企不可能都走IPO这一条路。刘胜军指出,高科技企业发展壮大后,银行可能愿意贷款给它,但这些企业创业早期是很难从银行贷到款的,更多的是循PE、VC或者IPO途径融资。因此,更为关键的是要为科技企业建立一个健康的多层次、多渠道融资的金融体制。

　　刘胜军表示,美国高新科技产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很好,除了教育和人才培养机制因素之外,美国在金融体系较好地解决了科技融资问题也是一大动因。美国风投业非常发达,有大量人员从事这类高科技投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犹如接力赛,使得高科技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可以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企业在创业时有大量的风险投资或天使投资,这些投资公司有较强的风险承载能力,愿意给创业者融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以通过IPO去融资,并且美国企业IPO的门槛很低,简单说,任何公司都可以去融资,甚至亏钱的公司也可以去融资。有数据显示,在海外,天使投资的资金规模往往是风险投资的2倍,投资的项目数至少是风险投资的20倍。而目前内地的天使投资资金规模仅占风险投资资金规模的20%左右。可以判断的是,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待投资的成熟企业会越来越少,从差异化竞争的角度出发,一些创投机构会趋向关注更早期的投资。

　　业内人士预计,对中国的风险投资而言,未来会出现两种专业化趋势:一种专注于投资某一行业,进行产业链上的投资整合;另一种专注于投资某一阶段,包括种子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整个投资链条上形成分工合作。与此同时,一个多层次并且不断创新的创业风险投资退出市场亦将建立,从而在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之间形成一个贯穿种子项目到IPO项目的市场。

　　开放金融体系扶持科技创新 硅谷银行有成功先例

　　刘胜军指出,科技企业融资中最突出的两大问题,一是很多科技企业都是处于创业阶段的中小企,实力较弱;二是科技企业具有轻资产、重技术的特征,没有太多资产作为抵押担保,特别是很多以研究为主的企业,在融资上会遇到很多障碍。这也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更为开放。在新经济浪潮中尽领风骚的美国硅谷银行的成功运作,或许可以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些许启迪。成立于1983年的硅谷银行,是区别于传统银行的风险银行,主要关注的产业集中在科技和生命科学领域,目标市场是创立早期、发展速度较快、被其它银行认为风险太大而不愿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硅谷银行创始人的口号是「技术创新的中心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据统计,半数以上的美国创业公司都获得过硅谷银行的贷款,思科、Facebook、Twitte……这些大名鼎鼎的高科技公司在早期都曾得到过硅谷银行的帮助。硅谷银行在帮助科技企业早期创业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年来每年的坏账损失率不到1%。在长期密切合作中,风投基金和创新型企业所存放的资金也构成了硅谷银行贷款资金的主要来源,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从1993年以来,硅谷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是17.5％,而同时期的美国银行平均回报率是12.5％左右。硅谷银行独特的发展模式,引来许多国家竞相仿效。中国工商联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案建议,在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高新区和深圳科技园等地先行建立类似于硅谷银行的科技银行,但至今仍无下文。

　　刘胜军表示,在现时中国金融体系中,一方面银行还在靠利差来生存,没有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国家对银行业的管制非常多,银行不能自由开展竞争。很多学者提出,应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但这一块多年来国家一直没有放松,这就导致中国金融业仍以国有垄断为主。目前中央又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这样就导致资金的需求更为紧张。在此情况下,银行首先要保大项目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就成为牺牲品。所以说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