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裕彤交班：鲨胆下的金钱帝国 英雄出寒门

2012-04-18 10:06:49 作者： 来源：接力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郑裕彤正式退休了。
　　
2月29日，新世界发展公告称郑裕彤辞去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由原董事总经理郑家纯升任，执行董事郑志刚兼任联席总经理。
　　
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董事会重组，而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香港知名家族企业的交班传承。那些如雷贯耳的香江商界大佬已步入暮年，如何将庞大的家族产业成功传给下一代，这是能吸引全球目光的热门话题，就如何鸿燊的家产纠纷所掀起的轩然大波。
　　
香港这些巨富之家的第三代一般与内地家族企业的二代同龄，也正处在事业的起步期。他们能否实现“富过三代”值得关注，特别是香港经济正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香港被誉为最自由的经济体，为何家族企业这种治理模式依然在其中占据极大份额?香港的一代创业者为何老而不退?新生代能否撑起香港的未来?一系列的疑问需要解读。
　　
郑裕彤交班，不仅是一位传奇人物的谢幕，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香江风云依旧精彩。
　　
“鲨胆大亨”郑裕彤的创业历程，充分展现了香港那种崇尚拼搏冒险、自由竞争的精神。当这些一代的大佬逐渐退去，面对内地文化的侵入，香港精神还能保持吗?
　　
鲨胆下的金钱帝国
　　
无论你有没有到过香港，只要你看过港剧，都不会错过那个坐落在维多利亚港旁的地标建筑——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在民间，这座建筑甚至代表了香港的运势：风水师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外形酷像一头龟，当“龟”“游向”维多利亚港时，即代表香港的地运会从此衰落。这个带着传奇和荣耀的建筑，便是香港巨富郑裕彤的杰作之一。
　　
英雄出寒门
　　
1925年8月26日，郑裕彤出生于广东顺德县贫穷偏远的伦教镇。郑裕彤从小家境就不是很好，但父母却对他期望很高，节衣缩食送他到学校念书。可惜郑裕彤不是求学仕进的料子，未显示特别聪颖之处。郑裕彤小学毕业的时候，广东境内连年战火蔓延到顺德，连性命都难保，遑论继续学业。1940年，父亲郑敬诒把郑裕彤送到自己的老朋友周至元所开的“周大福金铺”去当学徒，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两家早就指腹为婚，郑裕彤到未来的岳父这里也便于联络感情。
　　
为了防止郑裕彤因“准女婿”的身份而骄纵，周至元并没有优待他。15岁的郑裕彤在金铺从小工杂役做起。他每天早早就要赶到金铺，扫地，抹灰、倒痰盂、洗厕所。等弄停当，其他伙计才姗姗来迟，开门做生意。时局艰难，大家要想生存都十分不易，因此郑裕彤干活倍加勤力。由于机敏过人，仅半年他就被提拔为金铺正式的学徒。
　　
郑裕彤正式入行之后，很快据掌握了坐店营销的要领，而且十分痴迷地钻研金银饰品的经营之道。他常常利用空闲时间一个人溜到附近的金铺，看别家是怎么做买卖，时间久了，自然受到不少启发。
　　
专门看同行金铺的生意经，行话叫“睇铺”。这项工作看似轻松，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睇出人家的经营特色，还要把人家商品的款式牢牢记在心上，否则就白忙乎了。郑裕彤每有新的发现，便把心得讲给周至元听，并且还会提出一些可资改进的方案，或是和金饰品制作师傅共同研制新款式。
　　
经过郑裕彤一段时间的操作，博采众长的周大福渐渐在行业中创出了名气，生意也日渐兴隆起来。差不多4年时间，郑裕彤就升为金铺掌柜，负责铺面的日常运营。这时，他和周至元的女儿周翠英结婚，从此工作更加卖力，从各个方面辅助岳父经营珠宝店。
 
周大福的崛起
　　
1946年，周至元派女婿到香港开分店，当时郑裕彤拿着两万元现金，以及24两黄金来港，选址皇后大道中148号，成立周大福金行。到了1956年，郑裕彤来港发展已届10年。经过郑裕彤的苦心经营，周大福的规模扩大了很多，先后在九龙旅游区和铜锣湾商业区增设分行。这一年，周至元将生产全部交给郑裕彤管理，从此，郑裕彤这个打工仔正式变成老板，成了周大福金店王国的主宰。
　　
1960年，郑裕彤突破古老金铺的资本结构模式，邀集一班旧同事组建周大福珠宝有限公司，这是香港金饰珠宝行业最早的有限公司结构。这一创举改变了资产总裁独有的传统投资形式，构建了老板和员工资产共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企业模式，受到热烈拥护，士气因此大振。
　　
在香港，一直有“金铺多过米铺”的说法，做金饰的业主大多克勤克俭，竞争十分激烈。当时，一般黄金成色都是99%，即“99金”。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郑裕彤决定首创推出“9999金”，即含金量达99.99%。此举一推出，店铺便顾客盈门，可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每卖出一两金就要亏几十元。但是郑裕彤却力排众议，他认为这是一种免费的广告，亏就是赚。虽然成本一定会高出几十万，权当把这几十万当作了广告费。事实正如郑裕彤所说，周大福的店吸引了大量的顾客。甚至其他金铺的黄金拿到当铺去典当时，当铺老板一般给270元或280元，但周大福的黄金在当铺可以拿到300元。“9999金”帮助周大福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有一个特点，爱找原因，爱思考，而且善于总结和学习，这也让郑裕彤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机会。郑裕彤发现一些极有身份的西方女子，大多佩戴含钻石的项链、戒指、名表等，而且钻石比黄金拥有更好的保值功能。郑裕彤开始主攻钻石生意。
　　
60年代的香港，惟一拥有De Beers(戴比尔)钻石入口牌照的就只有廖桂昌，其他人无法经营。由于戴比尔牌照的发放是有限的，珠宝商通过正常申请渠道获得牌照机会十分小。为了得到这张牌照，1964年，郑裕彤飞往南非。在约翰内斯堡，他无意中觅得一个正陷入财务危机的钻石加工厂，该厂拥有十几张戴比尔牌照。当时，郑裕彤斥巨资买下了这间钻石加工厂，这一举动不仅解决了从南非进口钻石的难题，还拥有了一个现成的加工厂。从此周大福黄金、钻石两瓣“通吃”，高峰期更包揽全港钻石入口量三成，而他也赢得“珠宝大王”称号。
　　
进军地产界
　　
经营珠宝的成功，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郑裕彤成为香港实业界的知名人士。当大家还在聚焦他在珠宝界的各种动向时，他已经不声不响地杀进地产界。
　　
郑裕彤第一次投资房地产，是1952年在跑马场建造蓝扩别墅。此后，他又在香港闹市区的铜锣湾建造了香港大厦。60年代中期，香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发生动乱，许多富人都将土地、房产低价抛售，而当时具有眼光和魄力乘机收购的人，后来都成了超级富豪，比如李嘉诚，郑裕彤。1968年，郑裕彤购置的地产最多。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他相信所有行业的兴衰都是有周期性的，在低潮时购进，总不会错到哪里去。市场再一次证明他了他的眼光。
　　
1970年，香港地产迎来全面兴旺的时期。这一年，郑裕彤建立了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还是这一年，郑裕彤斥资1.31亿港元，协议购入太古洋行蓝烟囱旧址。那块地皮约20万平方英尺，位于尖沙咀维多利亚港旁。郑裕彤花1.31亿港元购买该地皮创了九龙地皮交易最高记录。消息传出后，人们均倍感震惊。因为当时香港所谓的华资地产大公司，几乎都是2-3亿资产额。郑裕彤此举意味着将血本全都押下去了。郑裕彤当时敢下这么大的赌注，是因为他看好尖沙咀的旅游业，在蓝烟囱旧址正好可以建造以酒店为核心的建筑群。
　　
郑裕彤请来世界一流的建筑师设计，打算在旧址上面兴建新世界中心。规划方案出来后，港府对此产生了兴趣，他们认为这个建筑还不够宏伟气派，不能代表香港的建筑风格，因为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建筑就是香港的门面。一位官员在看完规划图后对郑裕彤说：“郑先生，你可不可在这个地点盖一栋最靓的建筑物?你要有什么条件不妨提出商量一下。”郑裕彤听后并没有提什么条件，只是一味迎合这些官员“贪大求靓”的心态，信誓旦旦保证一定设计出最靓的建筑。他找来巴黎擅长设计贵族气派建筑的设计师，重新规划设计了新世界中心的蓝图。港府官员看了新的蓝图十分满意。这时郑裕彤才提出要求，要想完成图纸上恢弘气派的建筑群，他手上20万平方英尺的土地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港府很爽快就增拨了20多万平方英尺土地给郑裕彤，地价比市价便宜许多，郑裕彤获得了意外收获。
　　
1982年，新世界中心全部工程均已完成。当时1.31亿港元的地价，人人都说太贵，可10年之后，地价至少值10亿元之巨。并且该地皮建有两间豪华酒店——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其中丽晶酒店跻身香港四家名酒店之列。
　　
新世界的落成，不仅为郑裕彤赢来巨大的名声，丰盈且稳定的租金收入，还为他营造了一支擅长营造大型豪华建筑的队伍。郑裕彤常常说：“我喜欢大工程，大计划，计划越大越有兴趣。”于是，属于他的第二个大工程又闯入公众的视野。
　　
1984年，因为大家顾及中英关系和香港未来的发展趋势，香港贸易发展局想要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却无人应承。于是，郑裕彤与香港贸发局达成协议，投资18亿港元在港岛湾仔兴建会展中心。这个中心将是亚洲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会议展览场所。但几年过去了，郑裕彤迟迟没有动工，大家为之不解，但他却有自己的打算。
　　
原来，英国女王将出访香港。当所有的人都在猜测这会对中英关系产生什么影响的时候，郑裕彤出人意料地宣布：“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将在英国女王抵达香港的那一天破土动工。”就在大家为他担心无法请到重量级嘉宾为之剪彩时，英国女王出现了。谁也不知道郑裕彤是如何请到英女王的，但是这次剪彩将郑裕彤和他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推到了全世界的面前，郑裕彤成为最大的赢家。
　　
由于郑裕彤每次的大胆投资，人们称他为“鲨胆彤”。但后来郑裕彤对此却有自己的说法：“我不是这样的。我做每一件事都是看透了才去做的，不会急功近利。以会展中心为例，我做这件事的时候别人说我大胆，其实我已经看透，中国最终要收回香港。1997年的时候，很多人对中国没有信心，但是我对中国有信心，就是这样。”
　　
在员工心中，郑裕彤是有人情味的老板，他愿意把红利与员工分享，因此许多人在周大福做了一辈子。在周大福打工20多年的中国业务经理罗国兴曾说：“公司从不炒人，彤哥好有人情味。”
　　
纯官更“鲨胆”
　　
1989年，正当64岁鼎盛之年的郑裕彤突然宣布退下火线，接力棒也就一度交到了儿子郑家纯手中。接棒时郑家纯只有43岁，大家按顺德说法称其为“纯官”。郑家纯曾经因为过度扩张致使新世界债台高筑，令郑裕彤不得不重新出山。但是郑家纯并不是像外界所传的那样只有“鲨胆”，大胆冒进。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就力劝父亲收购企业，大举扩张，充分发挥股市的杠杆作用。他无法说服固执的父亲，致使新世界散失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英资败退的大好时机，李嘉诚、包玉刚、李兆基等都是收购战中的大赢家。
　　
郑家纯接手新世界之后，一心想将其打造成像李嘉诚控有的和黄集团那样的综合性企业。他先与查济民家族的名力集团达成协议，以新世界股份换取名力集团所控的香港兴业的16%股份，涉及资金3.68亿港元。纯官希望借此获得该集团在愉景湾的多期发展权。这一试水，纯官达成目的，市场称其不凡。
　　
后来，郑家纯又斥资7.44亿港元收购基立实业全部股权，获得其位于半山区梅道的物业。他想将其改建成豪华住宅。此次郑家纯再次大获全胜。但是高达7亿多的收购现金使得他不得不卖出集团旗下的香港船务。这两次，都只是“纯官”的牛刀小试。而这些成功案例也在无形中鼓励他展开更大的轰动香港的股市收购——收购当时久负盛名的永安集团(其创始人郭泉)。
　　
彼时的永安集团已是暮气沉沉，不断亏损，股权分散。但是这家公司绝对是块大肥肉，其资产至少50多亿。而当时永安集团的市值远低于实际资产净值，仅30.8亿港元。只要拥有永安集团略过50%的股权，即只须约16亿港元便可控制集团下多个物业。
　　
郑家纯先购买了永安集团股东新加坡华侨银行所持的25%股份，随后在股市大肆吸纳。郑家纯这一从幕后发难的举动引起了永安集团大股东郭家的不满，他们全力反击，致使纯官这次收购失败。
　　
永安收购失败，郑家纯并未气馁。1989年4月19日，新世界宣布斥资27.7亿港元收购美国华美达酒店。随后，郑家纯又购回新世界海景酒店和君悦酒店。为此，他卖了会展中心的会展广场大厦两成物业。证券界人士认为他的这一举动无疑是挖肉补疮。

不等集团喘过气，郑家纯又投资5.6亿港元参与了瑞安私有化……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郑家纯参与收购并购的资金高达68.69亿港元。这使得新世界负债巨大。但不可否认，他所投资的公司都是潜质较佳甚至是上佳的公司。郑家纯最大的失误是只注重投资的发展远景，而忽视了短期效益。新世界的利润急速下降，1991年，新世界的年度盈利又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了54%。所有矛头都指向郑家纯，但是，郑裕彤虽说交棒，其仍是董事会主席，重大决策如不经他点头，郑家纯绝不敢如此鲨胆。那么郑裕彤点头，是不是郑家纯努力说服的结果呢?
　　
事实上，新世界盈利锐减有一部分原因是集团长期忽略了土地储值偏少，当时基本没有专供出售的楼宇推出。但大家都忽略了这点。
　　
形式严峻，郑裕彤再次出山，开始变卖集团下业务还债。对于郑裕彤此举，许多人认为大可不必：新世界虽然负债累累，但是债权公司并未催债，集团的偿债能力也未动摇。后来郑裕彤接受采访时说：“人总有三衰六旺，但给人家背后说话，总是不太好的，尤其欠人债并不好受。”对郑裕彤来说，名声是很重要的。而郑家纯也固守父亲宗旨，宁愿出卖集团业务来完成收购，也不向股市圈钱。
　　
在大家的眼里，郑家纯工作大刀阔斧，但是生活却十分保守，家族观念浓重。因此，在郑家纯任亚视股东兼董事期间，八卦娱记称其枉做了主宰女星靓妹命运的执行官。
　　
2012年2月29日，郑裕彤正式退休，郑家纯二度执政，而郑裕彤的孙子及孙女郑志刚、郑志雯分别担任新世界发展联席总经理、执行董事。新世界将走向何处，我们可以期待郑家后人的表现。
　　
郑裕彤之子郑家纯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即使在香港也是如此。他在大陆只接受过一家媒体的采访，本刊找到采访拍摄他的记者，描述对郑家纯的印象，从中或可窥探未来新世界的格局。
　　
郑家纯其人
　　
郑家纯很少在内地露面，接受的采访更不多见。人们都在猜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人特质和商业风格将给新世界集团带来怎样的影响。
　　
善于从失败中学习
　　
郑家纯并不是一个商业天才。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自己也承认并没有通天之才。至少，在新世界集团所管理的很多领域，他都算不上敏感。
　　
最典型的例证是，他这样一个拥有10多家大型百货商场的人，竟然不喜欢去商场购物，因为“会感到头晕”，所以他的所有衣服鞋帽等用品都是家人替他购买的。
　　
但郑家纯肯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
　　
他首先善于从父亲的成功中学习，很小开始，他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积累下最宝贵的商业直觉，这种直觉对他继承并不擅长的领域大有裨益。当年，北京崇文新世界百货店开业初期，生意并不理想，郑家纯看到货架上摆的东西很整齐、过道很宽松、东西很高档，便说：这样不行，应该将东西摆得很拥挤，顾客一进来就要感受到人山人海的气氛(尽管那是一种会让他晕头转向的气氛)……他的这一招果然奏效了。
　　
除此以外，他还从父亲那里学来冒险的精神，但这一继承给他带来的却并非全是成功。
　　
1989年的那次冒险是郑家纯最著名的一次失败。那年，正当64岁鼎盛之年的郑裕彤突然宣布退下火线，接力棒一度交到了郑家纯手中，当时的郑家纯只有43岁。年轻气盛的他在接棒之初，就做出了大胆决定：斥资42亿元买入美国华美达酒店集团、与永兴换股收购永安集团、与丽新发展林建岳合作收购亚视47%股权等，结果令新世界债台高筑，两年后，父亲郑裕彤不得不重出江湖，卖掉大批物业套现抵债。
　　
值得回味的是，郑家纯的这次冒险不仅给他自身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而且也让素有“鲨胆彤”之称的父亲郑裕彤风格大变——要知道郑裕彤的“鲨胆彤”并非浪得虚名，当年的他也是看准机会必押重注博取最大回报的——郑裕彤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鲨胆作风对儿子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那以后，郑裕彤投资心态发生明显的变化，转为稳健投资为主，除了老本行地产投资之外，还涉足了巴士、渡轮及通信等有稳定现金流的投资。
　　
郑家纯极少对这次冒险给予正面评价，但是他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我可能是太果断，以至于有时经济低潮的时候也敢投资。”
　　
和大多数爱冒险的人不同，郑家纯不善于对成绩夸夸其谈，相反他常常会提到自己的失败，这也是他和父亲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他父亲的经验和历练来自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狙击，郑家纯的经验和历练则更多的来自尝试失败，他是一个从失败中学习的人。
　　
比如，谈到国内市场的开拓，郑家纯会反思：“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投资在内地的决定是对的，但是时机还是早了一些，如果我差不多迟七八年投资的话，可能会更好。”
　　
他也从不避讳自己在生意场上的吃亏和被骗：
　　
“10多前，内地的投资制度还很不健全，会计制度与世界也不接轨，投资缺乏保障，所以可以讲，我们有一部分投资靠的是人事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有风险的，我吃过不少亏，这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
　　
“因为太相信人了，被人家骗了。一些不讲理的生意人，可能双方做事的方式不太一样，很多时候都不太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
　　
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失败”应该是奥运前的数字信息化站亭的投资。这是一项信息化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相结合的项目，目标是实现公交进出站全部信息化管理，同时让一个小小的站亭成为发布天气预报、政府公告、新闻摘要、财经简讯信息、城市交通及综合治安监控等多项功能的智能中心。系统全部建成约需投资人民币5亿元，原计划在2006年底之前在北京建6000个数字站亭，同期进行的还有上海、广州及深圳，自行投资、建设和维护，随后是50个二类城市……
　　
当时，郑家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高科技与城市基础设施相结合的新项目，再加上恰逢奥运时机，他专门为此来到北京，并十分罕见的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难得高调了一回。
　　
可直到现在，即便在北京，这样的目标也都还没有实现，长安街沿线虽然可以看到一些信息化站亭的样式，但站牌的那块电子显示屏上从没有出现过郑家纯希望看到的信息，也没有他最乐于谈到的盲人导乘帮助系统，更鲜有人知这是新世界的“大手笔”。

进军内地，矢志不渝
　　
虽然郑家纯喜欢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但郑家纯的失败型成长有着某种宿命的因素。同样是第二代传承人，作为一家香港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郑家纯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和大陆企业家的二代接班人完全不同。香港市场狭小，新世界要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向大陆开拓市场，而大陆的经济制度、政策环境等都和香港完全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郑家纯在大陆的开拓更像一次“二次创业”。
　　
这样的经历或许也给郑家纯也带来价值观上的改变。最初的郑家纯接受西方的教育，耳濡目染父亲的传统港商作风，对投资收益有着激进的渴望欲，到现在，他似乎更加喜欢寻求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外在评价和内在诉求的平衡。
　　
“我讲的成功项目，并不一定都是要赚到钱。……比如说崇文区的旧城改造，到现在(注：2005年)为止还没有赚到钱，本钱也远没拿回来，但我还要投几十个亿。为什么我说很成功?因为每次去崇文门看，新楼盖起来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也是一种成功。”
　　
“武汉的常青花园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一个安居工程。……通过我们的投资，使得贫困人口的居住水平得以提高。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这是两个郑家纯最引以为豪的“成功”例子。
　　
“当然，赚钱是一个好项目的最直接的标准，但每一个项目至少得经过四五年这样的一个过程，四五年中发生的变化可能不同，如果这个过程很令人开心，这就应该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可能没赚到钱，但却赚到良好的声誉，这可能更为重要。”
　　
在衡量投资回报时，郑家纯最喜欢用的词汇是“合理的”。
　　
价值观的改变，也让郑家纯变得更加有耐心且善于倾听，更加注重长线、平衡和管理细节，只去专注于那些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管理的问题，”在大陆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些失败项目后，郑家纯这样说过，只有在新的地区建立好自己的管理体系，才会在这个地区投资，这是最好的办法，否则投资就会浪费掉。
　　
在父亲卸任后，郑家纯透露的公司的改革内容中，包括如增加透明度、提升品牌、减低成本、并邀聘外来人士进行独立监管等，都与管理密不可分。
　　
这或许表明，过往的经历也教会郑家纯从一个冒险的投资家角色转换为一个稳健的管理者定位。毫无疑问，这一转变对于他在家族传承中的使命非常重要——如果说，父亲郑裕彤的使命是在香港建立基业，那么开拓和巩固大陆新世界则是郑家纯的责任。
　
“我现在的股票不如其他龙头股，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太早在内地投资了，10多年前我将100多亿的资金投资在内地，但在那一段时期香港的地产非常旺，如果我把这100多亿投资到香港，我可以很容易赚到1000亿。这就造成了如今的差别。再一个，我投资地产很多是解决内地城市居民居住条件困难的‘安居工程’，回报不高，但每次看到那么多百姓喜笑颜开地搬进我们开发的新居时，我特别开心，这也许是与其他有些商人不同之处吧。”
　　
这就是郑家纯为自己的使命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得到的收获——当然，公司长期低迷的股价，要求他还要继续为自己90年代初的错误和大陆项目的收益率承担压力。所以，郑家纯在父亲卸任后，对媒体称：将“战战兢兢”做好主席。
　　
但实际上，得失参半的郑家纯早已过了那个阶段，一直深藏不露的，是他的自信。
　　
一个很小的事例能说明郑家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熟悉郑家纯的人都知道，即便在香港，他都很少让摄影师给他拍照，即便同意，拍照时间也绝不会超过十分钟，因为他不喜欢被人摆弄。只有那么一次，郑家纯一直保持微笑的让摄影师拍了近一个小时，因为摄影师说：只要表现你的自信就好了。那是郑家纯非常喜欢的一组照片。
　　
是的，对于一个知道如何应对失败的人来说，已然比别人多了一成胜算。
　　
后郑裕彤时代
　　
郑裕彤退休、新一代领导层出现之后，新世界发展将会出现什么变化?市场给出了最直接的担忧。2月29日中午消息一公布，半小时内新世界发展股价突现两波急速下跌，跌幅一度超过4%。
　　
事实上，郑裕彤此次已是“二次退休”。郑家纯能否二战告捷，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后郑裕彤时代郑氏的企业帝国又将何去何从?为此我们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宏泰教授。
　　
Q=《接力》杂志
　　
A=郑宏泰
　　
这是一次平稳的交接
　　
Q：在郑裕彤第一次交班时，郑家纯的过度扩张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困境。您觉得郑家纯此次接班是否有能力让家族产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A：在企业几十年，郑家纯的能力一定是有的。但是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它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外，还有家族内部矛盾、人才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对于郑氏家族来说，此次交班一定比上次更稳妥更有经验。比如他们已经有了未来的五年计划，这也是对企业在交班过渡期的大方向的约束和把控。同时，从新世界发展的领导人职务分配可以看到这次交班并不只是交给郑家纯，第三代继承人已经进入管理层。这样使领导权分散，也助于降低企业风险。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说，周大福的上市也帮助此次交班对企业造成的冲击。
　　
Q：据你的了解，郑家纯的管理风格与其父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个交接班过程是否能平稳过渡?
　　
A：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郑家纯做了一些大的有关收购和并购的商业项目：斥资42亿元买入美国华美达酒店集团、与永兴换股收购永安集团、与丽新发展林建岳合作收购亚视47%股权等。这连串大动作令新世界债台高筑。这也反映出当时的郑家纯企业经营风格比较激进。而这次他的表现明显缓和，企业的动向更为平稳。其实对于像类似郑氏这样的家族企业而言，这时候不变才能应万变。所以保证企业的平稳发展应该是交班期的第一选择。从目前来看，郑氏企业的交班是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企业的核心部分也做了比较好的打算，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
　　
Q：您也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郑家纯的快速扩张和并购让集团遇到危机，后来郑裕彤不得不重新出山。你对这段历史怎么评价?在郑家纯主政后，郑氏家族的产业战略会进行哪些调整?会更激进吗?在内地的投资会更大吗?
　　
A：显然，郑家纯的一路征战是很有胆识的。但是作为一个领导者，除了有胆识，还得有魄力，有领袖的魅力，这样才会有追随者的支持。郑裕彤的成功是大家看得到的，他能够做到一呼百应，所以他有很多的认同者和追随者。他们能够帮助郑裕彤实现他的企业野心和目标。但是对当时的郑家纯来说，他缺乏真正的领袖魅力，因此他很难拥有这样一众的支持者。所以在他想扩张的时候，容易缺乏资金的支持，失败的风险也会更高。
　　
如今的外围环境并不是很好，郑氏家族在一定的时期内还是会以平稳过渡为核心，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在现阶段，他们对内地的投资应该会按企业的原定目标进行。而周大福的上市也需要企业花时间消化。
　　
Q：此次接班中，郑裕彤的孙子郑志刚及孙女郑志雯分别担任新世界发展联席总经理、执行董事，您对此如何评价?
　　
A：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郑氏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帮助小辈进一步融入公司，增加历练。事实上，很多家族企业都会让继承人先独自经营一个新的公司，吸取企业管理的经验，而后再继承家业。例如郑志刚经营的K11购物广场。这是一种普遍的企业继承人的试炼方法。
　　
人脉的传承很重要
　　
Q：郑家的三代与内地很多家族企业的二代年龄相仿，你对他们这一代人的接班前景怎么看?
　　
A：现在年轻一代的企业继承人，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一般比较高。但是对于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者来说，有两种能力是很重要的。一是领袖的魅力。这个需要管理经验和江湖地位作基础，需要大量的历练来沉淀。二是把控社会、政治人脉网络的能力。这个既需要代际过渡，还需要时间的证明，最终形成互信忠诚的关系。对郑氏家族来说，只要郑裕彤存在，他就可以帮助后辈实现人脉的交接。
　　
Q：内地与香港这一批年轻人的气质特性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A：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香港和内地的这一批年轻人的气质和特性是有很大差异的。对于香港的家族企业来说，许多都是从二战时期开始经营发展，大家长们有明确的企业传承目标，因此他们从小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让他们能够更多地融入西方的文化，学习其管理经验。同时，为了家业更好的继承，他们强调传统文化的教育，会花更多时间和孩子交流互动，甚至会要求孩子每星期用中文写信回家。而内地许多家族企业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经营发展。企业主起初没有企业传承的这一观念。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因为事业的原因缺乏和孩子的交流互动。新一代继承人在长大后才出国学习，这使得他们对西方的文化和管理方法了解并不深刻。因为这些因素，对内地家族企业来说，企业传承是一个更严峻的问题。
　　
Q：香港的一代富豪几乎都是靠地产起家，而现在香港的地产已经有衰落的迹象，内地的房地产也在调控之中，这对于家族财富的传承和扩张会有怎样的影响?
　　
A：这实际上考验了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事实上，香港很多的地产商已经把经营范围扩大到通信、运输、桥梁等行业。一方面是企业发展需要业务多元化，另一方面是本身市场也是多元化的。不论是香港，还是内地或西方国家，这都是一样的。通过多元化的发展能够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郑氏集团来说，他们的所涉猎的行业也是比较多的，并不局限于地产。同时对于兄弟姐妹比较多的香港家族企业，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还能减少家族成员内部的纷争。
　　
Q：当内地的一些城市在崛起，香港经济的未来在哪里?还是要靠地产支撑吗?
　　
A：香港的未来还是在金融、旅游、物流这些方面。曾荫权曾经提出“六大产业”，这是好的发展方向。虽然地产行业的增速放缓，但地产在未来二十年都会是香港的经济核心。毕竟地产能够吸纳大量资金这一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Q：你觉得香港年轻一代企业家可以在哪些领域有所作为?
　　
A：年轻的企业家可以关注互联网、创意产业等。年轻人在这些领域相对会更好发展，更容易取得成就。
　　
Q： 香港的一代企业家几乎都在年龄很大的时候才交班给下一代，这是亚洲人的一种共性吗?还是香港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特有的现象?
　　
A：这并不算是亚洲的一种共性，也不是香港特有。比如巴菲特，他也是八十多岁才交班。对企业的创始人来说，他们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累积了自己的权威，让他们放手确实很难。但是他们可以尽量把接班人放在公司，让继承人和公司一同成长。对郑氏企业来说，郑家纯在公司已有很多年，对企业文化和制度了解深刻，甚至是运营方面也了若指掌。这时并不应该说上了年纪就应该退休。他们的在位对企业来说也是健康的，能够在核心问题上给出恰当的建议。
　　
Q：香港的家族企业有的富过三代了，对内地家族企业的传承有哪些借鉴意义?
　　
A：对企业继承人来说，资金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很重要的。老一辈的企业家应该帮助企业继承人建立领导权威，给他们机会去历练去打拼，帮助他们集结人脉，这会使继承交班顺利很多。
　　
谁接力香港经济?
　　
如果让内地普通百姓列举一些香港创业富豪，可能会板着手指头说出几个：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邵逸夫、何鸿燊，但他们的年龄都超过80岁!如果再列举一些香港的二三代财富精英，大概会提到霍启刚、李泽楷、李家诚、许晋亨，但他们的名气或许要沾郭晶晶、梁洛施、徐子淇、李嘉欣这些明星的光。
　　
一代拼实力、后代靠绯闻，豪门中这样的现象不鲜见，而香港尤其多。这令人产生一种担心：香港一代企业家的光芒太盛，后代难以超越，并且多集中在房地产业。而在新经济(310358,基金吧)领域，青年企业家的建树不大，在香港经济已经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阶段时，谁来接力香港经济?
　　
香港家族企业的第三代与内地的二代年龄相仿，但从交接班的时点看，并不比内地早一代。香港的一代企业家为何老而不退?香港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家族企业这种被视为传统保守的企业组织结构占据香港经济的份额却远大于内地，这又是为什么?郑裕彤交班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其背后隐含着对香港未来的忧思。
　　
为什么“老而不退”?
　　
近年来，香港一些豪门二代的接班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据《福布斯》计算，香港2/3的上市公司由这些家族企业控制，其中最富有的10个家族拥有的财富总净值超过1200亿美元。这些家族企业的掌舵人，有一半都超过了70岁。
　　
郑裕彤的退休、邵逸夫的离位、霍英东的逝去、何鸿燊的财产分割、李兆基的交班，香港一代大佬的身影渐渐隐去，称之为一个时代落幕并不为过。他们在位时间之长、经历之丰富堪称传奇，问题是：为什么已近暮年才交出权杖?当然，一代创业者“老而不退”的现象广泛存在，但香港尤为突出，这与其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
　
香港一代大佬的成功具有很强的“赌性”，这与香港这座城市本身所经历的政治风云与沧桑巨变是分不开的。像霍英东靠向大陆“走私”发家，何鸿燊在家族败落后靠赌业崛起，以及香港首创的楼花按揭地产开发模式，都如用身家性命来搏。从香港的影视文化中，也能感知港人所崇尚的自由冒险精神。试想一下，用生命搏来的东西怎能轻易移交，即便是传给下一代。
　　
一代企业家在打下基业的时候冒着巨大的风险，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创业过程中不是那么按部就班、按常理出牌的，除了勤奋努力外，历史机缘、特殊人脉、政治博弈这些因素起到的作用更大，这从香港富豪的主业绝大多数为房地产业就可见一斑。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这些地产大佬在拿地开发过程中绝非那样的简单透明。
　　
所以，香港富豪在传承家业时，就更要考虑把人脉、政商关系传承下去，这比传统制造业的传承要难。纵观香港的历史，经历抗日战争、英国殖民、回归大陆，看似平静的外表下其实波澜起伏。就在中英签订联合声明、89年政治风波、97年香港回归这一过程中，香港商人如果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早就移居海外了。如今声明显赫的香港大佬都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以及在政商界极深的人脉，这些东西的传承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许就因为大佬的离去而让整个王国崩溃，2003年，近百名香港超级富豪及其子女飞赴北京，为国家领导人接见，其中便有李嘉诚和李泽钜、李泽楷，李兆基与李家杰等人，他们无一不是希望强势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地位能得以永续。

香港的一代企业家“老而不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蛮重要的，就是香港没实行计划生育，甚至还存在一夫多妻。这导致子嗣众多，家族关系错综复杂，给传承带来很大的困扰。何鸿燊的家产纷争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豪门恩怨，新鸿基地产曾闹出的“家族政变”亦颇为离奇：郭得胜一手打造了新鸿基地产，他死后三个儿子接棒，老大郭炳湘本来接任了公司主席。但后来“因个人理由”离职休假，无缘家族信托基金等业务，其母亲邝肖卿出任公司出席，其两个弟弟郭炳联、郭炳江全面上位，实际执掌了公司的大权。而邵逸夫百岁高龄才离位，同样是因为家族复杂的关系难以厘清。可见，豪门是非多，传承尤其难。
　　
香港经济的尴尬
　　
尽管香港一代大佬们“老而不退”，但不能否认的是，二代大多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是香港经济的中坚力量。他们所处的营商环境要好于一代，而在魄力与冒险精神方面就略显不足，更主要的是香港经济目前处在一个尴尬的阶段，他们成功接班家族事业乃至香港经济殊为不易。
　　
近段时间，港人对内地人不友好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的焦虑，经济地位上的绝对优势在逐渐丧失，“只是另一个大陆城市”的身份令港人难以认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元气大伤，面对着衰退与转型的痛苦，反倒是自由行、QDII、CEPA和H股发行等中央的政策性因素，成为这一阶段香港信心的最大来源。
　　
内地的二代与香港的二代在接班过程中都面临着经济体的转型，只是后者显得有些无力。
　　
香港从1997年起就谈产业转型，但迄今为止仍未摆脱靠地产业支撑的局面，经济发展更依赖于第三产业的技术低端部门。香港经济增长缺少知识密集的高端产业，在未来新的竞争优势中可能丧失基础性优势。
　　
对于如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在港上市的内地公司，香港“股神”曹仁超曾说看不懂其商业模式，他们更熟悉的是金融与地产，但这两大支柱产业也面临尴尬。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港币牢牢盯住美元，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难以处理经济增长与通胀、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2011年上半年，香港物价指数上涨了7.9%，港币对人民币持续贬值亦刺激内地豪客在香港买楼，给香港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内地的经济放缓、贸易萎缩与地产调控也很大程度上冲击着香港。
　　
“不北上，就等死”，这是香港影视圈流行的一句话，同样适用于香港的二代们。像郑家纯、何超琼、林建岳这些豪门二代早已北上布局，而众多“小弟”也瞄准内地商机，将家族产业扩张到内地，或干脆就在内地创业，打造独立的品牌。走出香港、挺进内地，是新一代企业家延续家族辉煌的重要策略。
　　
与香港豪门巨富的二代相比，中富小富家庭的弟子较容易超越先辈，如出租车公司老板胡忠的儿子胡应湘、迪生集团的潘迪生、股市狙击手刘銮雄、信和集团的黄志祥、万泰制衣的田北俊等，或许是因为没有父辈巨大影子的笼罩，他们可以在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张，并取得不俗的业绩。香港的三代也有同样的特点，如郑裕彤的长孙郑志刚在22岁就成为一家医疗网络公司的总裁，后来出版《健康创富》月刊，他们是否会接班家族基业，还是个未知数。也许香港经济真正实现产业转型，更需要这一代。
　　
香港曾被称为文化沙漠，如今，香港精神、价值观也变得模糊。家族企业是文化精神传承的载体，香港的二代企业家在冒险方面可能大多不如一代，但在受教育程度与国际视野上要远高于一代，又身处国际金融中心。只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利用自身的优势，完全可以让香港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在打造人民币国际化“桥头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香港新一代企业家任重道远。
　　
Tips：郑裕彤的经典语录：
　　
1、(钱)多了这么过，少了也这么过。只要是够子女读书，够家中大小两餐，足矣 。你今天许诺将整个汇丰银行给我，又有 什么用呢?得个‘看’罢了。
　　
2、做生意要胸襟广阔，不够阔做不了大事，当然，这个未必每个人都做得到。
　　
3、所有行业的兴衰都是有周期性的，在低潮时购进，总不会错到哪里去。
　　
4、 幸运可能光临你一两次，但她不可能终生都陪伴你。其实，人的一生，‘勤’字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是‘诚’字，只要有了这两点，你的事业就基本上奠定了。
　　
5、做生意要有一定的利润，但不能只顾追求利润，降低质量，欺骗顾客，欺骗得来的利润，不叫利润，是‘断肠痧’;脚踏实地做买卖才是致富的根本。
　　
6、 投资与投机是有本质区别的，只有买空卖空才完全属于投机的做法。……所以凡事不要过头，不要博尽。一个商人最好永远不要有敌人，不用视对手为敌人，做生意要胸襟广阔，不够阔做不了大事，当然，这个未必每个人都做得到。我的原则是：大事过得去，小事决不斤斤计较，所以长期合作的伙伴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