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激发活力 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2012-07-16 09:07:48 作者： 来源：金融时报(北京)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据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今年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6%，较一季度8.1%的数值继续回落，但依然处于可预期区间。经济回落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受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日经济复苏乏力等外部经济减慢的影响，对我国出口形成一定的不利作用；二是政府部门采取的包括房地产调控措施在内的主动调控的结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GDP增速的预期目标调整为7.5%，因此提高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

宏观经济在预期中平稳回落，有利与不利因素并行

当前要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当前经济运行形势来看，经济增长中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行。首先，物价平稳为稳增长政策提供了较好的时间窗口。今年以来，我国物价一直在平稳中回落，涨幅分别为4.5%、3.25%、3.6%、3.4%、3.0%、2.2%，上半年CPI同比增长3.3%，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其次，从经济增长传统的“三驾马车”来看，都表现尚佳。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822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4%，进出口同比增长8.0%，顺差689.2亿美元。第三，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0937元，同比增长14.6%；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中位数3690元，同比增长16.9%。

虽然目前各项经济指标表现平稳，且在预期之内，但我国长期依赖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路径的弊端已经显现。过去，我国凭借人口红利以及加入WTO带来的利好因素，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以提升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来维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进而带来经济数据的大幅增长,但随之而来的低经济附加值、环境影响、资源消耗、贫富差距、产业结构落后等社会代价巨大，且随着未来人口红利逐步减退甚至消失，这一模式将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因此，针对我国经济出现的特殊情况，当前提升对经济适度下滑容忍度的共识，为下一步经济调整创造了时间窗口。未来，第一个方面是要通过宏观政策来调控短期经济波动；第二个方面则是继续深化改革，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中枢。

加强宏观调控，熨平短期经济波动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应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落实已经启动的基建、教育、卫生等领域项目资金的供给，并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整体仍要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依经济形势以预调微调为主，而非全面转向。根据前5个月货币供给量增长率持续下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资金约束比较突出等情况分析，央行在今年6月、7月连续两次对存贷款基准利率进行调整。至于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究竟怎样，当前尚难预料，但我们注意到，连续两次降息以后，政策调整的效果正在显现。虽然我们不能说效果一定都是好的，因为从现在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程度来看，与银行两次降息关系非常大，但从生产企业经营成本来看，这种降息对于企业的激励作用有可能更强一些。

所以，货币政策作为一种短期政策，而且是一种需要相机抉择、及时进行调节的政策，如果未来经济还是继续下滑的话，下半年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从理论上来说，利率水平可以再有两次调整空间。目前存款利率为3%，年内降到2.5%左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CPI的持续下降，给央行的利率调控打开了空间。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可能会用得更频繁一些。这些将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市场信贷需求起到促进作用。通过一定程度的银行让利，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

此外，为配合货币政策效果，可以考虑对目前的监管政策进行一些调整，比如将存贷比放宽等。因为，如果中小商业银行存贷比水平较高，而存贷比政策却未加以调整，仅仅只是下调存准率，所释放的资金仍然无法用于放贷。因此，若要扩张银行的信贷能力，除了存准率，包括存贷比等监管政策可以考虑适度调整。

但我并不同意目前取消存贷比，毕竟存款立行的理念是银行业经营的长期理念。有人说国外银行没有存款也可以放贷，可以通过拆借等金融市场工具筹得资金，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从中国银行业传统的经营理念来看，一般还是注重存款立行，必要的存贷比要求，可以防范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银行业的自有存款相对于市场拆借资金毕竟稳定性程度非常高。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外有些银行出问题，就因为其大量资金依靠从市场拆借，然后全部投放出去，一旦爆发危机，市场资金紧张，各家银行的拆借资金需要回收，那就麻烦了，若没有资金就必然倒闭。

所以，还应有适当的存贷比标准，未来可以采取差别性政策，完全取消存贷比在目前看来条件并不成熟。不过我倒是认为，存贷比约束的确需要加以调整。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还是要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应注意把握两个方向：首先，要继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推进“营改增”试点，减轻企业税负。这对于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扩大投资虽仍对当前稳增长政策效果显著，但必须总结2009年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不能重走类似的4万亿元政策老路。当前一则要加大对钢铁、有色、水泥等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和落后产能的整合力度，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二则要把扩大投资的重点放在投资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优化上，着力提高投资效果，加大民间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民生投资力度，通过增量投资带动资产存量的调整。总之，应在惠民生、调结构中稳投资、稳增长，以此来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

以改革激发活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从一个长周期视角来看，未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较高潜在增长水平的关键在于通过一系列机制、体制改革，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流程改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目前，由于受到体制的抑制，如垄断、管制等，政府几乎掌控了所有支持经济增长的要素（土地、税收、环保、矿权、准入等），而现实经济中，政府主导和政府经济活动的扩张往往会天然地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未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根源还在于务实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

首先，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当前金融宏观调控的方式、手段还很不健全，市场化的调控机制还没有形成。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时候，价格型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不充分。利率作为价格信号，应在社会资金配置中发挥杠杆作用，而其作用在中国却远远没有得到发挥，这导致金融调控过于依赖数量型工具，直接后果是货币政策宽松时，大量货币从央行释放出去，而利率水平被压在低位，这时，大量资金一定被吸引到政府主导融资平台、国有大型企业、房地产等领域，事前期望的服务中小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的想法被动落空，事与愿违。我们也看到，在稳定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央行最近高密度的两次非对称利率调整，表明我国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一改往日“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不过目前的程度显然不够，还需要继续推进。因为只有通过利率市场化，让利率真正发挥杠杆作用，真正通过这种杠杆让资金流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行业中去，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资本回报率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每次到地方，经常感觉地方政府权力边界过大，政府就像当地最大的一家公司，而且其他民间资本的公司都相当于是他的子公司。政府相对比较强势的领域，民间资本的经营成本都会被推高，市场化程度则会被降低。但事实却表明，政府主导的投资不仅会带来投资效率低下、挤出民间资本，还会出现绑架商业银行、导致金融风险剧增的情况。所以说我想政府要有自己的行政边界和权力边界，只要是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投资项目都要尽量通过招投标等方式放给民间资本来做，政府不要鸠占鹊巢，要给民间资本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允许民间投资涉足更多行业，加大其对改善民生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推动垄断性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中央政府为此多次发文，但整体贯彻效果并不明显，但是，我们觉得在当前经济出现适度减速的时候，就应当向改革要效益，不能让时机白白流失，应当抓住机会推动垄断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使整个市场上形成更为充分的竞争格局，进而提高效益。所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也是我们在改革中要做的事。当然，要创造这个“制度红利”，政府需要有点壮士断腕的勇气才可以做得好，但是，做不到这一点，微观经济的活力被压制，就谈不上技术革新，谈不上提高生产率，自然也难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当然需要改革的方面还有很多，且相互之间需要配套建设，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政府、企业、社会进一步磨合、博弈。

作者简介：著名学者、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银行业改革发展、经营管理、业务创新以及金融监管等。近几年在国内外核心报刊发表论文、文章500余篇，并主持和参与各类课题研究30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