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敏离世背后:流水线上的保代人 机械而疲惫

2012-09-11 10:13:15 作者： 来源：中国企业家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每年近千家公司备战IPO。枯燥、繁忙的上市环节中既孕育着财富也隐藏着悲伤。保荐代表人就像《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机械而疲惫。

郭熙敏的离开，使保荐代表人一时间成了“精英过劳死”的代名词。

8月9日，在八宝山东北角白楼东礼堂，300多人参加了郭熙敏的追悼会。郭的同事们，国信证券投行部17个投行业务团队一一送上花圈。与郭熙敏深交的人并不少，他的生前好友，各路同学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人们安静地排着队，只为见“老郭”最后一面。

一位参加郭熙敏追悼会的同事对现场的景况十分感叹：“只剩下孤儿寡母，他的儿子小维尼才不到两岁，妻子也没工作。而且他父母已经年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现在他们房贷还没还完，人却没了，真是太凄惨了。”

这个穷人家的孩子一直都是别人眼中的“有为青年”。当年，他从黄冈的一个小县城考进黄冈中学高中部，那是特别严酷的竞争，一个县城也没有几个名额。从那时起，郭熙敏一直都是人群中的佼佼者，他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考入了被称为“黄埔军校”的五道口金融学院，毕业后进入国信证券，一直到他去世。郭的一个高中同学回忆起和他聚会时的情形，当时郭熙敏是唯一在北京三环内买得起大房子的一个，而且又要做爸爸了，众人皆艳羡不已。

事实上，这样一个努力为家庭幸福而奋斗的人，却是一个连儿子出生都无法回去陪产的父亲。IPO项目的压力太大，远在宁波的他最终放弃了回京走一趟。他每天晚上两点睡，早上九点钟起床，唯一的休闲就是在工作的间隙去微博上关注下育儿经，期待在将来的某天能够用得上。

但他太努力了，以至于失去了这个“将来”。资料显示，郭熙敏在取得保荐资格没多久，就在2008年7月6日受理第一个签字的项目龙星化工，这是一个做炭黑生产和销售的项目，此项目具体挂牌的时间是2010年7月6日。一般情况下，一个上市项目从执行到最终发行，大概需要2-3年的时间。即使是这样的节奏，郭熙敏依然在四年中先后保荐了3个IPO项目。

在过世的前一个周末，郭熙敏还加了整整两天的班。一直到8月7日早上，他还未起床开始工作，便被突发的心肌梗塞打倒了。“保代人的压力确实都很大，我和郭熙敏一样，每天从早到晚工作，没有周末休息时间。他的办公室离我就400米远，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感觉像失去了一位朋友一样，十分难过。”一名国海证券的保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郭折射的是一个行业现状，每个保代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自2004年保荐制度实施以来，保荐代表人就成了一个金领职业。

按照证监会的规定，保代人对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进行推荐并对其负有相应责任。要申请成为保荐人的条件十分严苛。首先，保荐人需要具备三年以上保荐相关业务经历，其次，其在最近三年内在境内证券发行项目中担任过项目协办人，最后，还要参加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且成绩合格有效。于是，这个必需的工种在制度推出之时并没有太多人符合资质，而由于漫长的项目周期，想获得资质又十分困难。

正因为如此，保代供给量完全无法跟上IPO的扩容速度，保代的薪酬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以稀为贵，老保代都挣够了。”一个即将拿到保荐代表人资质的“准保代人”王海(化名)告诉本刊记者。最早时候，一个上市项目必须有四个保荐人。因此，有些保代只需要签字就拿几百万的年薪，即使他没有真正的做过项目。

券商的业绩驱动导致其对保荐人的需求越来越大，“有的保代不停地转会，从那时候到现在转了六七家的人都有，转一次就会涨薪一次。不停地有新的证券公司成立，就会不停地需要人。”有些小的券商仅有5名保代人，这严重地限制了其拿下项目的能力。即使在现在市场行情如此差的情况之下，寻找跳槽保代的猎头都在一直忙碌着挖角。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2183名保代，其中只有约140名保代没有跳过槽，坚守在所在的券商投行部，这就意味着，保代的跳槽率高达94%。在2008年以前取得保荐资格的保代中，只待过一家投行的仅剩下将近70人，郭熙敏就是70人中的一名，属于实实在在的“稀有品种”。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同行皆十分认可其踏实和优秀的作风。

然而，保荐制度一直存在弊端。权力集中进行寻租，执法力度过弱，制度形同虚设。首当其冲备受诟病的是现行的保荐人考试制度。已考了两次但仍未通过的一位投行人表示，自己还要继续考，一个考试的通过意味着身份的转变。但事实上，通过考试的人是否意味着具备保代人的能力则有待商榷。

而且，由于保代人资源稀缺，再加上违规成本不高，导致乱象丛生。统计显示，自2004年保荐制度实施以来，七年间共有47名保荐代表人被采取监管处罚措施。

监管层加大严惩力度让保代这个行业变得受人指责，也加强了保代自身的责任感。按照一位保代人的说法，现在项目过会，证监会会加大对保代人的问询力度，如果不是真正参与项目，很难安全过关，这使得保荐人压力陡增。而作为IPO项目的外部人，保荐代表人即使在尽职的情况下，也并不能完全的避免违规风险，“夹心层”就是如此。

2011年3月，郭熙敏就曾对目前IPO现状做出评价，“什么是中国的IPO?就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包装，这其实是个矛盾。为了规避其中风险，监管层要求券商承担责任，券商要求保代承担责任，保代要求企业承担责任。最终风险谁承担呢?当然是股民。那么，对于券商而言，胆大的撑死，胆小的饿死。”

郭熙敏负责的慈星股份是创业板净利润额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一般情况下，公司资质优秀，IPO审核也会比较顺利。即便如此，慈星股份从报材料开始，到最后发行完毕，每个环节都刚刚好在节点上，异常紧张。

在反馈阶段，所有的问题反馈完毕相当于重新写一遍招股书。如果是在美国或者香港上市，招股书的写作都是由律师承担的。但是在国内，这项极其浩大繁琐的工程完全是投行项目组的分内事，越尽责、越优秀的保代人就会越辛苦。

上市公司一旦出事，保荐代表人就会被问责，虽然监管层的初衷是将责任规定到人而不是机构，这样方便执行，并以此促使公司上市的真实性的提高，但因此产生的压力也就真实地压在了“郭熙敏”们的身上。

如今，保代人数目的增加开始让这个曾经紧俏的市场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还有1500人还没注册出来，只在等待项目过会。加上原有的2000多人，市场上已经有3000多人的储备。”在王海看来，过去八年间，保代人的溢价红利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以后会更加看重保代的真实能力，以往那些只签字不干活的保代人会逐步失去机会。”

这样超额“溢价”的消失，在今年也有了制度层面的推进。今年年初，证监会规定，今后保代可同时签字的IPO项目，将从现在2个扩展到4个;而保代考试频率也将增加，从现在的一年一次增加到一年两次或四次。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将明显改变目前保代的紧缺局面。

本轮保代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扩大从业人员数量。相比目前的制度，此次改革主要扩大了保代的签字项目数量，并增加了保代能力考核的次数。

当下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保荐机构向发行部、创业板部申报的单个股权融资项目，应当指定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1家发行人的保荐工作。也就是说，改革之后，两名保代可同时在两家主板(或中小板)公司、两家创业板公司的IPO项目上签字。

郭熙敏的过世还将大家的目光锁定在了国信投行部。

从2008年以来，国信证券加大对投行部的投入，在投行项目数(IPO项目和增发项目)的排名上保持前列，但都稳居第二名，从来没有坐上冠军宝座。今年以来，国信以19个首发项目比中信证券多出了5个项目，终于登上高峰。

这源于国信用合伙制将员工积极性发挥到极致，从而将国信投行模式做到顶峰，截至今年8月10日，国信创下244个项目、80%过会率的纪录。目前国信有150位保代，国信证券品牌部负责人赵磊对《中国企业家》表示，这个数目在行业当中排名第一。目前国信实行扁平化的管理，投行部门分为17个业务部，每个业务部都是合伙制的方式。

平安证券也是这样的模式。投行部由项目团队组成，团队之间并不熟悉。在这样的情况下，保代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客户更看重的是执行团队与保代人，对公司品牌的依赖则相对较小。因此，团队拿到的项目分成自然就比较多，而保代则在团队收入分配中有主导权，因此收入也十分可观。

国信证券投行一名离职保代向媒体透露了国信的项目利益分配。“保荐承销费的13%，归于项目承揽和承做。按照项目打分，总分20分，承揽、承做各10分，但承揽会多一点。在承做团队中，如果保代起到主要作用的话，大概能有个4-5分。保代如果一年没做项目的话，收入肯定没有100万。”

以郭熙敏今年保荐上市的慈星股份项目为例，公司层面承销毛收入是6600万元，扣除各种费用后净收入可能是6000万元左右。按照6.5%的项目提成比例，项目组可以拿到390万元的提成，如果平均到4个人头上的税前收入接近每人100万元。

即便是100万，郭熙敏也很难立刻拿到这笔钱。首先，在两三年的项目周期中，一直到股票发行，这笔佣金才会开始下发。而在券商行业不成文的规矩便是，为了防止跳槽，这笔资金往往会分期分批地给到项目团队。一位国信投行部人士表示，假如这笔钱还没真正打到你的账户上，你就离职了，那么这笔钱就再拿不到了。多位保代人向《中国企业家》承认了这一点，比起发行私募债所拿到的提成，IPO项目可谓是投行里面的辛苦钱。更何况，如今券商也打起了价格战，为了争夺不多的项目，每家都会降低报价。

“如果你有野心，实力也足够，去合伙制券商自然更能体现价值，郭熙敏就是这样。”一名中金的保代人如此评价，在国内，合资券商大多采用公司制的分配方式，即员工个人收入并不与项目完全挂钩，而是与公司整体营收相关，中金也是如此。但合伙制也存在弊病，即对团队的依赖程度过高。人员利用率最高的平安证券，其团队出走华林等投行就使得平安证券业务滑坡严重。“但是，由于风险偏好不同，合伙制与公司制这两种形态会长期存在，谁也不会取代谁。”

随着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保代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在招股书上签字意味着押上个人的信誉甚至是前程。保代不但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还要核查律师、会计师的工作。而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问责的对象都少不了保荐代表人。

高收入的背后匹配的是更高的风险和更多的工作量。如今，市场行情因宏观经济的下滑而进入低谷，保代人也在经历着从浮华向理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