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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通IPO调查:权力交接混乱 8个月3董事辞任

2012-10-09 13:03:16 作者: 来源:机构投资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年过七旬的董事长张齐春,迎来东方通IPO。如何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关系到此次1.1亿元募投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张齐春曾在2007年夸下海口,“我觉得后年差不多可以达到。”然而,五年时间已过,张齐春仍未能如愿退休。

中华PE:

年过七旬的董事长张齐春,迎来东方通IPO。如何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关系到此次1.1亿元募投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张齐春曾在2007年夸下海口,“我觉得后年差不多可以达到。”然而,五年时间已过,张齐春仍未能如愿退休。

此时的东方通,权力交接却十分混乱。董事更替仓促,短短八个月内,就有三个董事相继辞任。“27%的董事动荡,这个比例比较高,对公司的稳健经营有较大影响。”广东商学院颜丹博士告诉《机构投资》。

此外,跟随张齐春多年的儿子朱海东,却另立门户,不参与东方通的实际经营。而公司元老牛合庆,也无心恋战,辞去公司所有职务。

高龄董事长

6月21日,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通”)迎来IPO最后一轮冲刺,张齐春为这一时刻足足等了15年。

招股说明书披露,张齐春1939年2月出生,于1997年创立东方通。现任东方通董事长,兼任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中间件分会理事长。拥有东方通24.95%的股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也是公司的创始人。

不少投资者担忧的是,张齐春现年73岁,未来存在因个人健康等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其对公司职责的可能。东方通也对此表示担忧,“鉴于张齐春对发行人的重要影响力,如张齐春无法继续履行其对公司职责,发行人在经营方针和战略的制定方面、业务经营的统筹规划方面仍可能会受到影响”。

早在1998年,东方通同样面临着创始人年龄过高的问题。当年东方通遭受竞争对手夹击,资金匮乏。IDG公司表示有意投资东方通,然而接触后,却犹豫了。按照投资惯例,IDG一般不投45岁以上的人,特别是在IT界这样一个朝阳产业,应该是年轻人的世界。而张齐春当年已近六旬,投资风险太大。无奈下,张齐春选择退居幕后,以换取IDG的投资。

如何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成为东方通最大的困惑。

张齐春对媒体表示,“我并不是刻意不让后来人接班,”而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来执掌公司”。

已是高龄的张齐春,能为东方通效力的时间已经不多。为此,张齐春、朱德生夫妇共同作出承诺,“若张齐春因个人健康原因或任何意外之情形导致其不再具备《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资格,则张齐春在发行人的股东资格由朱海东继承。”

资料显示,朱海东是张齐春儿子,也是东方通主要的创始股东之一。现任东方通董事,拥有5.5547%的股权。

“朱海东跟随张齐春多年。”接近东方通的人士告诉记者,朱海东在1990年进入广州四通公司,当时年仅23岁,刚进入社会不久。这一职位的获得,“更多是来自他的母亲张齐春的推荐”。上述人士表示,当时张齐春在四通集团担任副总裁。直到1992年,张齐春离开四通集团时,朱海东也随之离开广州四通公司。

随着张齐春于1992年创立自己的公司——“通科技”,朱海东再次跟随他的母亲,于1992年-1997年,任北京丰台高科技园区通科技公司销售经理。并在1997被委以重任,一直到2003年担任北京东方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部主管、融资部主管。

由于跟随母亲创业多年,现年45岁的朱海东,在东方通的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中,具有明显影响力。不少外界人士认为,“朱海东能较好地接替张齐春的位置”。

然而,张齐春对媒体表示,不会是自己的孩子,“他们有自己喜欢的职业”。

朱海东另立门户

但朱海东似乎“志”不在此——37岁的朱海东在跟随母亲14年之后,按捺不住另立门户。

2004年3月18日,朱海东创办北京东方锐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改装及汽车零部件销售业务。朱海东出资20万元,占40%股权,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了表示对儿子创业的支持,他的父亲朱德生出资10万元,占20%股权;杜亚克出资20万元,占40%股权。

可是,东方锐思的发展并不明朗。在2009-2011年,三个年度的营业收入均为零。即使如此,朱海东也不愿意回到东方通担任高管职位。2007年9月至2009年5月,朱海东任职于罗德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2009年5月起,任职于北京长策天成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随着东方通整体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在张齐春提名下,朱海东才进入东方通担任董事。此时,距朱海东上次离开东方通已有6年。然而,朱海东此次回归,并没有担任高管一职。

无奈下,张齐春只能另谋计划。趁着薛向东辞去董事一职,张齐春立即提名朱曼为公司董事,并于2011年11月8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选举通过。

朱曼是朱海东的妻子,也是张齐春的儿媳妇。张齐春、朱海东、朱曼,三人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东方通30.6977%的股份。难怪乎仅拥有少量股份(0.1928%)的朱曼,就得以占有非独立董事一职。

而早在三年前,即在2009年2月20日,年仅42岁的朱曼,在张齐春帮助下,进入东方通担任副总经理。对于朱曼得以进入的理由,东方通表示,“因公司业务管理需要,新增副总经理人员”。

然而,朱曼并未能如愿介入核心管理层,仅是负责公司的人事工作,同时协助总经理管理公司销售渠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2年,仍未有改变。

此外,依靠政府输血而堆砌的虚高业绩,也让东方通流失了部分创始人。

牛合庆便是其中一位。作为东方通的创始人之一,牛合庆拥有公司7.07%的股权。自东方通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公司高管,先后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销售业务管理、销售渠道管理和融资渠道管理,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做出较大的贡献。

诡异的是,在东方通快要走入上市行列,牛合庆却在2009年8月,辞去在东方通所任职务,包括董事、副总经理一职。并于2010年12月,通过受让股份控股北京玉贝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网络电子商务业务。

“牛合庆本人一直有自己独立创业的愿望,”东方通透露牛合庆辞职的原因。

“这不是牛合庆辞职的唯一理由,”接近东方通的人士对《机构投资》表示,牛合庆的辞职与东方通实际经营能力不佳有关。

权力接替路线混乱

显然,提前设计权力接替路线,对于东方通的稳健经营尤为重要。

可是,东方通的权力接替路线却十分混乱。2010年10月24日,东方通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11个董事,任期三年。然而,一年时间还不到,薛向东就辞任公司董事,于2011年10月21日起开始生效。除此之外,庄行方、黄涛在担任独立董事还未满任期一半时,就在2012年5月16日提出书面辞职报告,此时距离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仅有一个月。

董事更替如此仓促,短短八个月内,就有三个董事相继辞任,占公司董事人员27%。

“三个董事相继辞任,这不是偶然事件。”广东商学院颜丹告诉记者,“27%的董事动荡,这个比例比较高,对公司各个方面都有影响。”颜丹认为,其所带来的影响是连锁反应的,如果新来的董事比较强势,在公司有较大影响力,这一董事动荡将影响到公司经营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司的稳健经营。

另外,《机构投资》发现,四年来,东方通“常务副总经理”这一职位变动频繁,且变动理由颇显随意。

2008年12月31日,东方通设立常务副总经理职位,朱律玮担任此职;两个月后,即在2009年2月20日,朱律玮被辞去常务副总经理这一职位,原因是东方通不设常务副总经理;2010年10月24日,朱律玮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三个月后,即2011年1月21日,东方通以“公司管理需要”为由,再次增设常务副总经理职位,出任者仍是朱律玮。

此外,东方通在财务管理上也极为混乱。接近东方通的人士告诉记者,2008年和2009年,东方通没有设立专职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总经理兼任财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变动频繁,在两年多的时间,就有三人先后担任此职。2008年1月-2008年12月,财务负责人为张齐春。2009年1月-2009年12月,财务负责人为孙亚明。直到2010年2月8日,财务负责人变更为徐少璞。

政府输血 业绩虚高

依靠政府输血而堆砌的虚高业绩,也给东方通今后平稳交接添加变数。

据招股说明书数据,东方通在2009年-2011年,分别实现利润1687万元、3166万元、3845万元,毛利率高达96.49%、94.49%、93.04%。实际上,这份看似靓丽的业绩表,却是依靠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支撑起来的。

据了解,2009年-2011年期间,东方通收到增值税返还方面,分别为478万元、596万元、1281万元,占当期净利润比例,分别为30.01%、20.32%、32.81%;而东方通享受的所得税优惠,分别为302万元、702万元、684万元,占当期净利润比例,分别为18.92%、23.95%、17.51%。除此之外,东方通获得除增值税返还以外的政府补助分别为765万元、1780万元和823万元,分别占同期净利润的47.97%、60.73%和21.07%。

近三年来,东方通的实际经营能力较低。合计上述的增值税返还、所得税优惠、政府补助,在2009-2011年分别占同期净利润的96.9%、105%、71.39%。令人惊讶的是,扣除这三项优惠补助后,东方通的净利润相当低下,甚至达到亏损状态,2009-2011年分别为49万元、-147万元、1117万元。三年合计才1020万元,尚不及2010年政府补助金额的1780万元。

在东方通尚未形成稳健的经营能力,张齐春想要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替,难度恐怕很大。

关键词:东方调查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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