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拷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2013-01-17 14:08:42 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深圳)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以PM2.5等为主的雾霾污染，主要源自中国长期以来“唯增长主义”的粗放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健康赤字，这意味着中国若不愿主动告别这一增长模式，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承载能力会以断点均衡式破裂使经济突然失速，并丧失自我修复能力。

目前中国已步入真实储蓄率快速下降的通道中，如果说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的真实储蓄率趋向下降既定，以PM2.5等环境污染引发的灾难性医疗支出，不仅将加剧国内真实储蓄率的下降，而且将使中国内需趋向“霉需”化，即医疗支出将耗损掉居民的大部分可支配收入。

最近持续弥漫于南北、跨越东西的雾霾天气，使全国多地居民陷入对严重空气污染的担忧。中国环境监测总网的数据显示，在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可吸入颗粒(PM 10和PM 2.5)均超过300微克/立方米，其中北京787微克，天津500微克，石家庄960微克。

由于引发雾霾的主要以PM 2.5为主，且含有数百种有毒物，PM 2.5等与肺癌、心脑血管疾病的关联性得到了多个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实证支持。中科院去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霾粒子浓度(尤其是PM 2.5)与肺癌致死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97，且滞后期长达7年；同时多项实证研究也显示，PM 2.5每升高一定浓度，人群急性死亡率、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也相应增加。可见，多地持续蔓延的雾霾已成为了一个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

日前亚行和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国家环境分析》显示，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可达世卫组织标准，即空气中PM 2.5浓度年均不超10微克/立方米，反映中国环境污染已十分堪忧。

以PM 2.5等为主的雾霾污染，主要源自中国长期以来“唯增长主义”的粗放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健康赤字，这意味着中国若不愿主动告别这一增长模式，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承载能力会以断点均衡式破裂使经济突然失速，并丧失自我修复能力。

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日益突出的现实挑战。首先，目前中国已步入真实储蓄率快速下降的通道中，如果说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的真实储蓄率趋向下降既定，以PM 2.5等环境污染引发的灾难性医疗支出，不仅将加剧国内真实储蓄率的下降，而且将使中国内需趋向“霉需”化，即医疗支出将耗损掉居民的大部分可支配收入。如各地政府的社保支出性贫困，企业和政府高达206%的高负债杠杆等，都不同程度反映中国真实储蓄率的下降速度。

据亚行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以疾病成本估算约为G D P的1.2%，以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G D P的3.8%，以2011年中国G D P471564亿元计，每年损失分别为5658.8亿元和17919亿元，疾病成本估算值的经济损失值为2004年1527.4亿元的3.7倍。

由于目前因空气等环境污染引发的居民健康危机，已使肿瘤等慢性病发病人群年轻化，如目前国内肿瘤发病年龄段提前了15-20年，40岁左右的人群成为了肺癌高发人群，且城市高于农村，这将使各地医保体系和患者家庭进一步陷入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因为目前恶性肿瘤的平均医疗费用(化疗等)为15万元，而使用国外生物个性医疗的靶向药物治疗所需的费用更高，而患者的年轻化、白领化和城市化，会使患者对生命的诉求显著高于老人和农村人口，从而将会加速降低中国的真实储蓄率。同时，居民预防性肿瘤医疗支出，及越来越多企业对40岁以上员工进行费用近万元的癌症筛查等，都将消化掉部分真实储蓄。

这种对真实储蓄率的折损，将使金融市场利率陡峭化，抬高政府和企业的负债成本，压低金融杠杆和信用货币创造乘数。一方面，金融市场真实利率趋向陡峭化，使企业面临两难困境：高达两位数的融资成本将牵制企业投资，使其信贷需求下降；而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高发和灾难性医疗支出，使最终内需中“霉需”占比陡峭化，使非医药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和市场议价能力不足问题。另一方面，真实储蓄率下降，现行利率管制将加剧金融脱媒，并显著降低银行等正规金融系统的信用创造能力，甚至很可能使正规金融体系在市场竞争中被边缘化。

此外，因空气等环境污染引发的居民健康危机，也将使劳动力市场产生明显的折损。肿瘤等发病年龄的年轻化，将使大量本可参与财富创造的青壮年无法工作，从而加剧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用工荒，并进而抬高工资中位数，增加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

由此可见，当前以PM 2.5为罪魁祸首的雾霾天气，是长期以来粗放式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社会健康赤字，其之所以能席卷南北、纵横东西，源自近年来污染企业呈现出从东部转向西部、沿海转向内地、城市转向农村等趋势，使雾霾在各大城市群间成片连区，笼罩城乡。它警示我们，透支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可承载能力的G D P高增长率，只会是小部分人受益、全社会埋单的竭泽而渔。它也告诫我们新型城镇化不应是工业对农村的改造，尤其是市场普遍把新型城镇化诠释为土地财政、房地产化下，环保执法能否在实践中真正变成硬约束，也将令人疑思。

因此，在不摒弃经济增长目标下，单凭加大环保执法力度等将难见成效。而要从根本上改善雾霾问题则亟需经济转型，而这必须明确粗放式经济增长源自市场失灵，及政府闲不住手的过度干预。毕竟，当前经济转型知易行难，根源在于未能清晰匡定政府与市场的行权边界，使经济转型在行善之手过度干预下，陷入骑驴找驴的困惑。可见，构建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亟需政府把经济发展权交给市场和私人部门，政府职能回归到公共服务和外部性协调治理，并严格做到不缺位、越位和错位。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的两难，使经济转型走出知易行难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