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族文化撑起“中国梦”

2013-04-03 09:40:59 作者：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编者按：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在一片欢腾中闭幕。通过本刊记者十余天的跟踪采访我们了解到，从中央高层到地方政府拟定了至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特别是中纪委的“反腐”决心、高层“操刀”的大部制改革、对“食品安全”“雾霾天气”等问题的耐心回应、迎接政府视察撤掉的花环、总理为打断他讲话的委员的精彩发言鼓掌等一系列事件，都让我们感受到新一届政府对民生的重视和人民对新一届领导建立信任的渴望。这些良好的信号预示着政协委员们“只敢唱赞歌”的时代已经远去。
在与三十余位文学艺术界委员的深入交谈中，本刊记者真切感受到针对“两会”的评论溢美之词减少、严肃犀利的剖析增多，特别是很多委员对“走马观花式”、只做“表面文章”“外行领导内行”等现象进行了炮轰。
人民需要的不仅是呈现在纸面上的提案，更要了解委员们发自内心的呼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的至高坐标。本文将以一种跟委员们面对面交流和深入剖析委员心声相结合的全新方式，去触碰他们对文化最敏感、最高端的“神经”，并做出媒体人独立的思考。     
 
冯远（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
从政府层面应该推出我们的名人，也就是文化代言人，推出一批杰出的作品，可以通过商业交流的方式推出去，而且不惜工本，这需要国家层面的精心策划组织来完成。
 
记者：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但文化方面却相对滞后。请您谈一下，中国的文化该如何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
答：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化输出问题，也就是如何让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首先，国家的相关单位应该有意识地在现有基础上推出中国当代文化的代表，比如徐悲鸿、齐白石、吴冠中……总之，必须是由国家层面来包装推出我们当代的名人，完全靠民间自发的行为肯定是不行的。虽然目前很多地方部委也有人在做这件事，但基本上形成不了一个合力。
第二，必须要有优秀的作品。我们现在开展的大量活动，是国家拿了钱、申请了费用或靠企业的赞助到对方的国家演出，依靠送票的方式来进行宣传。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化输出是靠送票、招待性的演出塑造成功的。我们的演员都是一流的水准，但我们的策划、筹备、运作、组织、包装都是二流甚至末流的，致使我们上好的东西出去得不到人家的珍视。这种无序的、缺乏规划和整合的、缺乏有效组织的推广演出是在浪费国家的资源和钱财。另外，因为我们是免费邀请人家，甚至通过大使馆动员人家来看，就必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因此，我们一流的艺术品没办法进入到他们一流的展览设施和演出场馆。这些客观上都制约、损耗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莫言获奖，从某种程度上振奋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的自信心，但这是人家评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推出去的。如果说我们有计划地推出一批名人而不是一个名人，那我们的文学艺术将来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就远不是现在这种状况。
记者：能不能请您具体谈一下在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应该着重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
答：具体的举措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我们的社会科学院、哲学院应该有一大批学者来研究人类文化共同价值方面的理念，一定要宣扬“和而不同”的理念，宣传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哪些地方是有共同点的，哪些方面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如果不能在人文科学层面进行有深度的交流，外国人是永远不能了解我们的文化的。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一个词语，叫“人文交流”。我觉得使用得非常贴切，我们首先要找到共同点并承认共同点，然后再宣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就是“和而不同”。只有上升到“人文交流”的层面，人家才愿意听你说、听你讲，进而说服人家并让人家接受我们。
第二，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推出我们的名人，也就是文化代言人。推出一批杰出的作品，可以通过商业交流的方式推出去，而且要不惜成本，这需要国家层面的精心策划、组织来完成。
第三，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国家要有一个规划。必须由国家层面进行赠送活动，各地方不能随便赠送。我想给国家文物局提一个建议：中国有一个条例规定，建国以来到某某年以内的艺术家的作品是不可以流出国境的。但中国是个文物大国，地下有极为丰富的文物藏品，在很多经济条件薄弱地区，宁愿让文物凌乱不堪地堆在仓库的后院，也不愿意到国外去展出。为什么不能让齐白石、徐悲鸿、吴冠中、靳尚谊的作品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中赫然入列呢？如果这样的禁令不解除，中国的艺术品什么时候才能够像梵高的一样，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都能看到呢？恐怕永远都没有那一天，所以一定要改变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文化政策。我经常在国外一流的博物馆中看到中国二三流的文物残片放在那里，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兵马俑分期分批地送到世界各国去展览一年或半年？故宫博物院有那么丰富的藏品，难得见天，为什么不能组合成各种系列展览，通过我们的研究人员送到世界各地去——以一种“交换”的方式来展览？比如大都会博物馆或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藏品要来中国展出，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对不起，我们要与你们交换，要求同等条件的交换”，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安排呢？
第四，国家的外文局（对外文化出版事业管理局）应该加大投入，将我们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播撒到世界各地，这样的投入绝不会是毫无回报的浪费。我举个简单例子，现在很多作家到国外找翻译，甚至许诺，获奖了奖金归你，已经到了一种多么可悲的地步！可见如果完全依靠民间渠道而不是政府有序地组织与运作的话，是不可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
西方博物馆对中国藏品的收藏很多还停留在清代，就是八国联军掠夺过去的那些作品。由于中国后来战火不断，他们对我们近现代的藏品研究几乎是空白。现在西方的学者撰写中国19、20世纪美术史时，甚至不承认我们中国人对当代艺术的研究成果，这简直是荒唐！所以，现在要补这一课，让他们了解中国近代艺术的成就。我们国家不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精品进行有效地包装、宣传，就永远不能获得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可。我们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只是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用，更没有这种合理的规划意识。因此，应该有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有章法的推动，既有发展的战略又有实施的策略，还要有一批善于做这方面事情的专业人员，这样钱才会花得有价值。概括起来，第一需要社会学、哲学人才从思想上、价值观上展开研究；推文化代言人和文化作品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把钱用好；最后是通过外文出版这个桥梁更多地往外推出。
 
龙瑞（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漠视对自身文化的系统性研究、梳理、承载和观照。
 
记者：艺术家不能只关注作品与市场，还应该与时代发展的脚步同步，请谈一下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答：就艺术家个人而言，艺术家应当关注当前中国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新的时期里，对现行文化状态的深入梳理和关照。在“两会”发言中，我们这一组里有很多京剧家，谈到京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处境有一些尴尬。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漠视对自身文化系统性的研究、梳理、承载和观照。我们现在不能照搬外来文化，实践证明我们搬不了，那么在社会转型的时候，怎样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过渡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带有理论性、研究性、框架性以及总体的顶层设计性的问题需要探讨。现在，我们谈论的大多还是艺术服务方面的内容，比如修场馆、修设施、搞体制改革，这些其实都是为文化本体服务的。我举个例子，我们把百货商场修得很豪华，但没有人们喜欢的名牌产品，甚至就是一些摆摊的。因此，美术的发展如果不能放在一个大的文化时代的发展趋势中考虑，想靠个人聪明才智、艺术灵感，那是局部的、狭隘的，必须建构在相对宽泛、博大的平台上。
记者：现在国家提倡画些“重大历史题材”，您是否有所参与呢？
答：毫不客气地说，“重大历史题材”最早就是我们通过国家画院提出来的。当时想的是搞小一点的项目，后来文化部、中宣部、财政部都很重视，听说又有好几个重大的创作活动，这是非常好的。通过对上一阶段工作落实后的总结与梳理，发现整体水平确实不错，但是有些创作还比不上我们在解放初期甚至五六十年代所组织的大型创作的水平。主要的问题还有由于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过于单一，简单地认为重大题材就应该用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实际在写实手法上，我们早已经没有能力赶超欧美早在多少年前时兴的写实，并且我们现在的风格又没有一种艺术语汇的形成。因此，不要急于搞一个比一个大的活动，艺术有艺术的规律，过多的题材先行，内容先行，我觉得还是应该慎重考虑。
 
田黎明（中国艺术研究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作为一名中国画的创作者，他应该反映现实文化生活、反映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精神状态、反映中国民族的精神状态，这对于一个中国画家甚至所有画家都是需要思考、体验和面临的课题。
记者：目前我国文化发展的势头非常良好，但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本质上依然有很多缺失，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缺失在哪方面？
 
答：作为一个艺术的实践者，我先从我所从事的中国画角度来谈一下我的看法。目前，中国画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现在我们国家对文化非常重视，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如何能够在自己的创作当中，体现出一种时代的步伐、时代的精神气象，这是比较重要的。好几个委员都提到，对作品品质的把握和提升是每一个创作人员的必修课程。我自己也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更是很重要的。
记者：您认为如何才能把握住时代的精神气象，又该如何提升品质呢？
答：首先是要对“传承”这个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领悟。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但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如何把这个时代的进步及其特有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精神，通过笔墨、通过艺术形式的载体反映出来，这是必须要思考的。同时，中国画的创作，需要把人文的心性跟时代、传统、文化相融合。这种融合的前提是建立在对文化的切身体验上，并且必须体现出一定的深度。
我们目前光强调形式或内容的繁荣远远不够，还应该强调精神深度。这种深度一定要靠个体，也就是艺术家本人从文化的体验中来往下深入。比如说，我在“两会”会议上谈到加强“关于中小学美育教育”这方面的问题，“美育”多少年前就在做了，如何把传统审美的一些理念放到今天来重新解读，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使它焕发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传承，这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现在强调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自觉”一定是第一位的，必须要有，“自觉地参与”才会自信、自强。这种“自觉”要靠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体验与当代人文精神的融合，这两者对于画家来讲仍然是比较大的课题。
记者：您觉得传统文化与当代人文精神需要由什么来贯穿呢？
答：对于艺术家，中央强调“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贯彻“三贴近”的过程中，笔墨应该有怎样的思考，形式载体应该怎样从中国画的文脉中传承，要赋予一种怎样的新内涵，这些是要我们去不断探索的。不论形式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赋予的内涵一定是当代的。而且，这个当代性一定承载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通过主体的体验被传达出来后，必须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象。所以，我想作为一名中国画的创作者，他应该反映现实的文化生活，反映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精神状态，反映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中国画家甚至所有画家都需要思考、面临和体验的课题。在这个课题当中，我觉得作品的价值最终是从品质上体现出来的。
记者：人们常说“盛世收藏”，在过去的十年中，收藏是比较火的。您能否预测一下，在未来的十年，艺术市场会不会还这样繁荣？
 
答：应该讲中国画的创作、发展以及它的市场前景都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书画的市场就会发展，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艺术市场的发展一定伴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不停向前推进。国家现在把科学发展观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层面，同时要求务实。“要务实”就要把它落实在各项工作当中，包括理念与实际操作方法。怎么把这一要求转换进去，真正做到科学地发展和统筹兼顾呢？对于画家来讲，就是不应受到市场的冲击。因为看一个画家的能量不是看市场的，而是看他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他的根本立足点。我觉得画家应该在市场中起到主导作用，这样的主导作用能引导市场。市场不好的时候，画家依然要有一种坚守的品质，这也是衡量一个画家的标准。不过，让画家们不关心市场是不现实的，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关心市场，但一定要明白，市场不是最主要的。今后艺术品市场如何发展，艺术家是无法决定的，我们只能在自己作品当中坚守中国文化的品质、坚守人文精神的品质、把握作品的质量，这是我们能决定的，同时也是第一位的。
 
尼玛泽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的各个民族发展到今天已经历经了几千年，在城镇化建设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决策者稍不留意，它脆弱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
 
记者：您去年提出了“保护民族文化”的提案，能具体谈谈目前中国当代的民族艺术发展现状吗？
答：我们知道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国，每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风貌，这种母体文化组成了中华5000年的文化。我们在关心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我来自四川省，我们的政府已经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投入。比如藏族宗教供奉品的绘画形式——1300多年的唐卡。政府通过建立学校、设立班级来培养人才，使这些文化能够被很好地保护起来，并且让它的技术也得到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在四川省成立了“9﹢3”，这个提法听起来很陌生，实际上就是国家出资免费上学、提供食宿、教学等优惠政策，培养唐卡人才。这些人掌握一技之能后，帮他们找到工作。我感觉这就是对民族文化最好的保护形式。
记者：您觉得对于促进民族艺术走向国际，被更多人理解和欣赏，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呢？
答：从国家来讲，政府、文化领导机构要鼓励这种弱势的文化群体，使他们逐渐从继承中得到发展，只有发展才是最好的办法。我本人会终身作这方面的努力，用一生来进行这方面的继承和发扬工作。我们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是比较重视的。但离时代的要求、民族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各个民族发展到今天已经历经了千百年，在城镇化建设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决策者稍不留意，它脆弱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一个民族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它有文化，一旦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就将走向灭亡。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基本国策，用宪法保护各民族信仰、文字、历史等等。今天我们在喊主流文化，因为汉民族的文化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想要走到国外去，但走到国外主流文化的圈子里面却举步维艰，因此无法展示中国人的文化魅力。如何能大繁荣、大发展、如何能治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坏母体文化的创伤，重新唤起世界对我们的敬仰，需要一代一代的文化人作大量的工作。
 
卢禹舜（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
 
文化强国应该还要有文化民生以及整个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基本保障，也就是人民在生计当中要在文化层面上有个整体的提高以及对文化消费的整体提升，这样才能体现出“文化强国”的雄心。
 
 
记者：作为艺术家和相关部门的领导，您这些年为艺术界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对于您的提案我们也很关注，能简要介绍一下吗？
答：是“关于文化民生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这样的一个提案。“文化繁荣发展、建立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建筑”已经写进了党章，但是文化强国应该还要有文化民生以及整个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基本保障，也就是人民在生计之外，要在文化层面有个整体的提高并对文化消费有整体的提升，这样才能体现出“文化强国”这样的一个标语。
目前，人民在文化消费水平上还是低于整个国家的消费增长水平，消费结构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对低俗文化的消费占有很大的比重，而高雅文化的跟进不是特别到位，很多数据都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谈到的“消费结构不合理”，是指城镇人口的消费在近些年确实相对有所增长，而农村的文化消费比率却降低了，这也是一个不平衡。
造成这些失衡的原因可能是国家整体的经济情况与文化投入不够，也与真正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不高、人们对它的认识了解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记者：对我们《收藏投资导刊》杂志您有怎样的期望？在弘扬民族文化上，您觉得我们还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答：我觉得《收藏投资导刊》杂志本身是一本非常有特点、有时代特征的杂志，并且与我们整个时代对文化、对艺术的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跟这个时代是同步的，在这方面是做的比较好的。特别是为艺术品市场的规范和对艺术品投资、知识的普及和提升艺术品的价值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对于建设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来说，杂志本身要起到积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首先还是要发展文化事业以及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带动经营性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对于《收藏投资导刊》这本刊物来说，在这些方面还可以多做一些引导，对整个文化发展建设会起到很好地推动作用。
 
刘大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百个“重大历史题材”，最近又有“上下五千年”的创作，文化部又启动了一个“当代重大题材”的项目，让艺术家尽可能地多参与，为艺术家提供更多的平台。
 
记者：作为美协的领导，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美协目前的工作重点和可能面临的问题？
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美术这块呈现了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大好局面。但这些年大家都感觉到有一种现象：我们很注重艺术表现形式，使它呈现的面貌更为丰富，这本身是好事情，但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关注、创作与探索还不够。很多宏大厚重的题材，表现时代精神与鲜活社会生活的题材，表现重大社会变革等这一类表现现实主义的题材挖掘相对不足。当然，美术界的同仁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统一的认知。在最近几年美协组织的国家性展览中，我们也提出希望广大的美术工作者能踊跃创作这样的题材。在文化部、中宣部、文联、美协等机构中，我们也都组织了这样的活动。比如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百个“重大历史题材”，最近又有“上下五千年”的创作，文化部还启动了一个“当代重大题材”的项目。我们让艺术家尽可能多的参与，为艺术家提供更多的平台。同时，艺术家也积极地响应，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但是，重大历史题材需要艺术家有全面的修养，包括对历史素材的研究、对基本功的要求、对人物众多大画面的控制。艺术家面临着综合素质的考验，因此难度更大。但我相信，随着所有美术工作者的努力与社会的积极配合，经过这一阶段，一定会有一批优秀的作品问世。
记者：就目前的国际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交流是为了增进了解，也是为了争得“话语权”。在这方面，我们有哪些交流或做了哪些工作呢？
答：这方面我们已经展开了很多工作，并且还在一直继续着，比如中国美协与北京市政府举办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现在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四届，而我们的双年展必须要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也就是以架上绘画、雕塑为主体，结合装置、摄影等前卫艺术。很多人也提出不同的声音，认为这样的主张是不是有些保守，在记者发布会上我们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每个画家应该要有个性，双年展也要坚持我们的特色，更重要的是，绘画与雕塑同样可以表现现代观念与创新观念。平面的架上绘画是人类文明总结的结晶，仍然具有向前推进的空间，这并不矛盾。展览的规模也由开始的40个国家发展到如今的80多个国家。很多国外的艺术家给予我们高度的评价，认为我们高举绘画艺术的大旗，为推动世界艺术向前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很多世界知名的大艺术家在展览结束后，将作品免费地捐赠给我们国家。瑞士还专门成立了“瑞士水墨基金会”，还要建立“瑞士水墨美术馆”，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的互动。最近与西班牙的艺术家进行联展，我用水彩的形式进行欧美丝绸之路的写生，他们的艺术家用水墨来表现我们黄山的景致。当然，在今年我们还会相继举办这样的交流展览，来进一步加深文化间的交流。
 
许钦松（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政府要把文化设施纳入到规划当中，并且有强有力的措施在新的时期解决市民的文化活动问题。
 
记者：您的提案一直比较关注社会文化建设，想请您具体谈一下具体的措施。
答：政府要把文化设施纳入到规划当中，并且要有强有力的措施在新的时期解决市民的文化活动问题。因为在整个城市的建设当中，过去旧街道里的文化站已经很多年没人去了。好多人搬到新的社区去居住，而在新社区的建设过程中，没有把文化设施的建设纳入到它应有的规划当中。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文化活动室、图书室，但这些是一定要纳入规划的。
记者：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
答：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地产商也要考虑到这方面的投入，按照人口数量计算。大的社区可以由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参与管理，也可以发动社区里的退休教师及每个行业的志愿者来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这样就可以把文化深入、升华到每个民众当中。
记者：当代艺术目前还是很“火”的，但民众对这一领域的艺术水平与观念认识还有着很大的分歧，您怎么看？
答：中国近二三十年当代艺术的发展很快，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盲目地跟着西方的当代艺术走。我提出从国家层面出发，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符合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属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当代艺术理论框架。我们要逐步摆脱西方对我们的牵引，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价值体系。当然，“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当代艺术，是近几年提出来的，政府马上会出台一些政策，但还没有这方面的落实，我也一样期待。
记者：您去年提出文交所的管理问题，认为“单纯叫停文交所”不是办法。您能结合这一年多文交所的起起落落，具体谈谈您的看法吗？
答：过去，文交所运营的过程交给证券的管理部门，我提出独立对证券行业进行管理，独立有一个机构对中国艺术品进行整体管理，这其中包括知识产权、艺术品投资。文交所所有的业务本来是跟股票、证券没什么关系的，纳入到管理中很容易在指导上出现偏差，所以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记者：您的艺术实践涉及国画和版画两个领域，能不能请您谈谈两种艺术市场的现状，特别是相对小众的版画艺术目前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答：这两个画种都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古老的画种。中国画延续几千年下来就不用说了，版画最早是我们国家发明的，后来传到西方。当时中国的版画属于“复制版画”，依照工序的不同，由不同的人分开进行。传到西方以后，整个过程都是艺术家单独完成，就出现了“创作版画”。上个世纪，鲁迅先生把版画创作引回到中国，就等于版画“回娘家”。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我们民族对版画的欣赏出现了差距，但是可以看到，版画作品挂到我们现代的居室里面还是非常协调的。版画发展之所以受到挑战，主要是收藏上认为它是印制的，没有收藏价值的认识误区。艺术家创作出的作品不仅有限量，而且都是非常好的作品。收藏时不要看单张的价格，要看它总量的价格（可以印制多张），要引导我们收藏家关注版画作品。
记者：很想了解一下，您今年的提案是什么？
答：这个提案是我最早提出的“建立美丽乡村”。分成四个方面谈这个问题：第一，政府要帮助每个乡村进行规划。这是市政府从规划的层面来解决农村的建设问题要做的。第二，目前建设的房子没有中国的文化元素，所以必须由政府组织设计专家来建一些样品楼，给农民作参考并进行推广。也就是支持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居所，要保留着某些文化元素、民俗元素，不要建成西方那样的楼房。第三，农村的公共空间必须进行一定的规划。第四，污水的处理和垃圾的处理要纳入到城镇化的管理模式。这需要政府出面把它设置好。第五是农村的文化设施建设。比如要有组织的建设农民书屋，给农民提供文艺生活的场所。
 
朱乐耕（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任）

文化艺术是人类共同的东西，我们的文化艺术应该国际化，在这个时代得到很好的转型，为当代人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

记者：您认为在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中，就文化这一领域应如何发出我们的声音？

答：前一段时间，我们学院召开了一个关于“文艺创作中的国家文艺形象”的会议，我在会上谈到一个问题：如何表达一个人类的共性的东西。这是我许久以前读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就想到的问题。韩国总统李明博也谈到韩国的国家形象，他提出要把韩国的民族利益跟整个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放在一起，这个讲得非常好。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人类的共同利益已经超越了民族的地域性利益，因为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不同的民族必须相互依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艺术也在发展，包括陶瓷艺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各类手工艺术品，包括绘画和雕塑，曾大量出口或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在欧美国家的许多重要博物馆都有中国古代的这些艺术品的展示，因此，大家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很了解。但世界这些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品还停留在鸦片战争以前，之后的基本上是空白的。我们需要加强当代艺术的交流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当今文化和艺术。同时艺术家既要表达我们的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形式，但更多的是要有现代语言，要能够与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对话，要关注人类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价值观。我在今年政协会上发言时谈到：“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解放思想，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更应该不断地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有新的创造，有新的思想，新的表现形式。

另外，追求美好的生活也很重要，我觉得，虽然现在物质生活很丰富，但好多东西的质量都下降了。我们中国人讲“美食不如美器”，过去中国对器皿、家居设计是十分讲究的，但到我们这个时代好多东西已经落后了。我们的国家曾经是个出口大国，出口了大量的陶瓷、家具等生活用品，是一个优雅生活的典范，也是一个礼仪大国，文化大国，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推崇。但我们现在的艺术设计落后了，我们的产品失去了艺术性和文化附加值。所以，我们成为了世界工厂，只会做来样加工的低端产品。在帮别的国家加工，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出卖了许多劳动力，但实际上拿到的利润却很少。因此，国家要有规划地转变发展模式，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艺术创造力。

我们的文化产业很重要，国际眼光也很重要。文化艺术是人类共同的东西，我们的文化艺术应该国际化，在这个时代得到很好的转型，为当代人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当然，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要用我们文化去影响世界，还要提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表述出我们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传统思想，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请您谈一下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区别。

答：我个人觉得不能完全把文化当“产业”，文化产业强调的是“文化”给予产业的理念、视角、途径以及落脚点等等，文化产业应该对我们的文化本身有责无旁贷的推介、展示、诠释、发扬的作用，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在新时代传达者之一，是载体、是渠道、是大众文化接受的重要桥梁。如果我们的文化产业从事者意识不到这一点，将文化粗暴地当成噱头、手段甚至是幌子，那么不但自身会很难立足，甚至会给我们的文化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而任何对中国文化的伤害，都可以是历史性的灾难。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成果显著，中国民众已经开始享受这样的成果，也是全民投资时代的到来。当文化投资成为很重要的投资方式时，如何投资，投资什么样的文化载体就是很大的问题。财富需要文化来引导，有思想资本才有意义。

记者：您今年的提案是什么？

答：我今年的提案是《有关在北京市建立国家设计博物馆的提案》，因为我觉得中国要想从制造大国转型成为一个创造性大国，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设计产业。因为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到文化创意和艺术形式，还涉及到人机功能、科学技术、市场营销等，它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我们现在的困境就是没有好的设计，缺乏尖端的技术，还缺少文化的含量等，这些都与设计有关。因此，我们需要鼓励中国的设计发展，还要有设计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及设计教育的基地，还要有历史的纪录与反思。而国家级的博物馆就能具有如此的功能。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世界发达国家都在建立自己的设计博物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应该关注到这一点。详细的建议可以看我的提案。

刘小东（中央美院教授）
 
想把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只能依靠国际非常简单的惯例——给支持文化的人减税。
记者：弘扬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口号，作为当代艺术圈唯一的两会代表，您觉得艺术家应如何做好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保护中国传统文化？
  
答：我觉得陈平委员的提案我特别赞成。我听到很多委员都提到保护传统文化，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愿望都是好的，但他们本质上还仍然是指望着国家、政府出钱、出力，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行业已经败了。我觉得“文化保护”说到底必须依靠社会自觉的力量。怎么依靠自觉的力量？陈平委员说得非常好，给出钱出力的人减税，他们就会自愿地投入到保护文化的行列里去。仅仅靠国家支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网络时代，广大的民意不可忽视。如果仍然站在精英的角度要求国家站出来维护传统文化、维护主流文化的话，结果将一败涂地。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特别赞成陈平委员的提议，要国家、社会、个人一个都不能少。想把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只能依靠国际非常简单的惯例——给支持文化的人减税。
 
励小捷（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写到城镇化的时候，强调了一句话：注意保存乡村风貌。“风貌”二字就包括了传统的建筑和生活方式，还有其它的一些文化元素的传承。
记者：文化部提出完善国家文化荣誉制度，这一制度具体涵盖哪些方面？
答：这项制度在六中全会曾被提出过，社会很关注，呼声也很高。据我了解，现在还没有落实，正在努力当中。它是对社会上各个职业、各种类型人才，特别是确定特指的一部分人才建立起的表彰制度。
记者：关于旧城改造的问题，新一轮的城镇化建设有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又是大拆大建呢？国家文物局对这一块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
答：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能感觉到，各地政府对文物保护的意识还是增强了。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许多既推进了建设，又保护了文物，还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的好例子。客观上，矛盾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可能出现的问题各级政府也会越来越重视。现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的一些文件，包括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写到城镇化的时候，强调了一句话：注意保存乡村风貌。“风貌”二字就包括了传统的建筑和生活方式，还有其他一些文化元素的传承。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涉及到有文物的（包括古民居），事先都要经当地文物部门的同意作规划，这属于一项前置审批。在城镇化建设中，文物部门还是有话语权的。还有一个问题，乡村里有很多是没有进入文物名录的，但它确实是传统民居。目前我们与有关部门准备在北方、南方、少数民族村寨选择几个试点。试点的选择首先要综合考虑村寨的保护和利用价值，既要保护好古民居，又要保护好里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者：请介绍一下对文物保护的具体措施？
答：首先，基础性保护工作在不断加大力度，而且一些措施做到全覆盖。你们《收藏投资导刊》可能关注的是“可移动文物”，包括玉器、金银器、古家具、字画，等等。对“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只是一部分，而更多的是不可移动的，也就是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古石窟寺，等等。文物保护是有法律依据的，拆除的建筑或不合理的附建这些问题社会关注度很高，常常成为舆论的热点。监督、批评是对的，有的时候这些反映，可以弥补我们执法行政部门法律依据上的不足。
具体的措施：
第一步，确定它是不是文物，不是说年代久了就是文物，它要进入国家组织的文物普查名录，例如刚刚结束的第三次文物普查，确定了全国超过76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姓氏名谁、方位在哪里，这都是很清楚的，凡进入名录的就是文物。
第二步，县级以上政府要根据进入名录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分别定为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重点保护文物。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享受的保护措施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例如说，国家级保护单位是最高级别的，不但文物本体要保护好，文物周边环境还要与之相衔接、相适应，还要确定其周边多大范围内的建设为监控地带。
记者：文物局对无法确定是否为保护对象的建筑如何处理？“名人故居”被拆除的问题很受关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现在国家级的保护单位就有2300多个，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推进文物保护规划。反过来说，有些人反映文物被拆除了，其原因是没有进入保护名录。当然，对于历史建筑，我们文物局的态度是能保留的尽量保留。特别是在城镇化的大潮当中，一些历史遗存保留下来毕竟是一种历史信息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但是，让我们对没有进入名录的、也没有定位的拆建情况采取处罚又显得依据不足，因为要依法来惩治。  
“名人故居”拆除的情况也很热，对名人故居的保护也要坚持依法办理。作为我们文物局来讲，首先确定是哪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是否进入到文物名录，因为近现代的名人确实数量庞大，各个领域的、各行各业的都有，所以应该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来评定。北京市近现代的名人故居最集中，正在制定一个相应名人故居的认定管理办法，我们也希望这一管理办法能早日出台。
去年在上海也搞过名人故居的研讨会，这确实比较复杂，比如说怎么界定是“故居”？ 这应该是有区别的，有的是祖居几代人留下来的、有的是曾经住过的旧居、有的是旅居，都要建立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如何确定是“名人”？名人故居如果在一个城市里有两三处，是否都要保护呢？这是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也是怎么划定范围的问题。当然，针对不同的情况，所采取的保护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例如鲁迅故居开辟成了鲁迅纪念馆，但不可能所有名人故居都变成纪念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尽量不改变现有的建筑用途，比方说办公、学校，甚至居民住宅，可以挂一个标牌“某某名人哪年至哪年曾在此居住过”。所以说名人故居的保护也是多种形式的，关键是让它们起到传承文化精神和向社会开放的作用，向大众传播信息和历史知识。
 
陈平（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赞助免税”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但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主要还需要一个过程，等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我相信“给艺术赞助免税”这个政策一定会实现。
 
记者：您今年的提案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
答：一个提案是“赞助款项给文化事业免税”；一个提案是关于“加强中小学生的美育教育”，我认为这是文化发展的未来和希望；还有一个提案是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北京交通拥堵不解决，环境就会受到影响。
记者：目前，艺术界对“免税”问题比较关注，请您就这方面具体谈一下。
答：其实“赞助免税”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欧洲的艺术院团主要由政府主办，美国主要靠公司制，所以美国对社会赞助的依赖更大。像芝加哥交响乐团，它的赞助款占40%，实际上的政府补贴连1%都不到，完全是靠全社会对艺术的支持和热爱来支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税收的角度来说，国家的顶层税收政策和支持艺术。他们国家认为艺术是非常重要的，并认为这是关系到国民发展的大问题，因此从顶层税收设计上开了口。但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这还需要一个过程。等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我相信“给艺术赞助免税”这个政策一定会实现。当然调动全社会的资源，这是非常科学的办法，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会有更好的推进。
 
张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我理想中的书法教育应该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书法必须成为必修课，到了中学以后可以逐步成为选修课。
记者：我很关心您去年涉及书法场馆的提案是否得到落实？还有，我们非常关注下一代的培养，很想跟您了解一下“书法进课堂”目前的进展情况。
答：去年国家书法馆的提案已经落实了，在国家新美术馆里开辟一部分作为国家书法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书法文化的关注与关爱。你提到“书法进课堂”的问题，虽然教育部已经正式下发了文件，但具体在地方的落实上还有很多的困难，主要的困难在于长时间没有开设书法课，没有一本合适的教材。当然还有师资的问题，目前很多学校由语文老师兼任书法教师，但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也有学校请到社会上的专业书法家，但教学与书法创作毕竟还是有很大区别。目前来看，虽然教育部的文件下发对书法教育有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其实效果都不是太理想。
我今年的提案就是依据这些情况所做的延伸。我这几年也进行了调研，问过一些中学、小学的负责人，向他们咨询如何让人们真正重视起书法教育，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困难。得到的答案有很多，主要包括让教育部下发文件，在中考或高考中增加一部分关于书法的考题，哪怕是占1分甚至0.5分，也会获得大家更多的重视。当然这还需要教育部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
记者：既然国家已经意识到书法的重要性，这门课有没有可能成为必考科目出现在中、高考中？
答：书法成为必修课目前还是不太现实，它和诸如体育这样的科目还有很大的区别，毕竟中央对学生的身体素质高度重视。而书法在考试时获得重视，可能性比较大的情况是作为卷面分，即对考试中书法好的试卷可以适当加分，这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将书法作为一门必考的科目来测试，这条路目前来看，还是比较远的。
记者：您理想中的书法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答：我理想中的书法教育应该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书法必须成为必修课，到了中学以后可以逐步成为选修课。因为书写毕竟是我们交流的两大手段之一，电脑再发达也不可能代替手写。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能写一手漂亮字。当然中国的书法还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这也是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吴长江（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如何整合资源把中国当代美术的精品拿出去，拿到国外去展览。
 
记者：文化交流现在是我们十分关心的话题，您今年的提案是否涉及这一领域？
答：是的，提案中有涉及这个问题。目前通过各种途径到国外办个人展览、单项展、双向展的情况很多，可我们想的是如何整合资源把中国当代美术的精品拿出去展览。近二三十年，能够代表中国当代美术最高水平并且由官方整合力量把作品集中拿出去在国外做的巡展几乎没有，也就是说，中国有代表性的美术创作的声音还没有全面发出过。好多美术家也有这样的想法，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组织专家做这样的事，就像“美国三百年展”的作品拿到北京展出一样。那么，美国在最近三百年的美术发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中国这二三十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国外对我们的了解还停留在零星的资料和信息，没有一个整体的面貌。有人也会说，这样做是不是要把我们的东西拿过去让他们承认我们的成就？不是的，我们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机制。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美术界，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答：现在美术家、美术团体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如何出好的作品、出优秀的人才。比如我所在的美术家协会所做的大型专业展览，包括中青年海外研修项目的推进、中西部青年人才的培养计划等都是围绕如何搭建好平台，依据美术创作发展的规律来深入研究创作，并推进人才的脱颖而出的。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艺术家承载着什么样的责任，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艺术家的价值？
答：首先从自身做起，真正在艺术上表达我们当代人的精神、表达我们社会的发展、表达我们普通百姓的情感，这是最基本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艺术上应该百折不挠、精益求精执著地往前走。我觉得抱有这样一种精神，才有可能产生好的作品，还不能说是产生多伟大的作品。同时也需要各方面的滋养、修养，包括开拓自己的视野。我是26组，这几天听代表们的发言，很有启发。最大的感触就是艺术家要肩负责任，你不仅仅是艺术家一个个体或者说一个单位的代表，你是作为一名美术家来参政议政的。
 
记者：我相信，当领导一定占用了您大量的创作时间，您是如何平衡艺术家和领导这两个身份的呢？
答：首先让位于前者。你是推进这个事业的，通过工作来推进事业、有所发展，才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在这个基础上还不能懒惰，应该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自己创作的问题，包括自己所缺少的东西，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吴为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城市雕塑”是处在公共空间的精神坐标而不仅是一个构造，是以文化价值观所承载的历史含量所表现的创作，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也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
 
 
记者：去年您曾经提出文化“走出去”与 “引进来”的两个提案。今年的提案是否是这一思想的深化呢？
答：第一个问题：让城市雕塑成为美丽中国的坐标，这是加强城市雕塑管理的问题。“城市雕塑”是整个社会比较关心的一个热点，它是处在公共空间的精神坐标而不仅是一个构造，是以文化价值观所承载的历史含量所表现的创作，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也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目前，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特别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速度非常快。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如何使城市雕塑精神含量更加丰富，艺术性更高，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标志性的城市雕塑以后能够想到民族精品的发展状态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要加强科学管理，由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来统一进行评审，特别是超大型的项目应由国家进行统一的规划、评审，要对城市雕塑进行立法。
第二个问题：加大当代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力度。过去走向国际的大部分是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悠久的文明，西方人是知道的。在西方的一些重要美术馆，例如，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里面都有很多优秀的传统艺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这块，西方了解得不是很全面，但当代艺术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综合体现。所以我们在输出文化的时候，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国家要注意整合当代艺术的整体状态，有计划地使中国的当代艺术在西方交流时有好的展览场所、有好的媒体宣传，让更多的人关心并参观中国的当代艺术。另外，文化部提出建立“国家近现代美术文化中心”和“国家当代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汇聚了全国这方面的专家，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言恭达（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作为一个书法艺术家，必须“由小技进入大道”“由小我进入大我”“由小文化进入大文化”“由小众进入大众”，这样必然有生命力。我们必须把艺术还原于文化、求真于经典、提升于大众、积累于当代。文化创造始终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记者：您觉得艺术家除了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外，还应担负哪些职责呢？
答：我提出“感恩时代、感悟生活、感知民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与上一辈人相比十分优越，不论是从使命感来讲，还是艺术家的责任担当来讲，主要体现着两大方面：
第一，要创作出能代表时代的优秀作品。它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体现时代的文化价值。同时，我强调书法体现时代价值必须注重它的内容，内容决定它给社会、给时代的感染力。我提倡书法作品内容写自作诗，一个书法家最终是在抒发他对生活、对时代的感悟，通过诗词的内容，以书法形式作为载体艺术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抄录古人的诗词，永远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印记。
第二，就是“技精乎道”。“道”是什么？就儒家的思想来讲，“道”就是“仁”。中国历来以人格作为第一性来评判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中国文联提出“爱国为民”“崇德尚艺”作为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因此，艺术家在为时代留下精品的同时，要承担起对时代、对社会的担当，要关注民生、关爱自然。
我始终认为必须要把我们所从事的艺术，这一“小文化”，也就是书法艺术的专业文化放大到整个社会大文化去看，当下，更要从人类文化学的高度来看待书法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我通过这几年参加全国的“两会”，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书法艺术家，必须“由小技进入大道”“由小我进入大我”“由小文化进入大文化”“由小众进入大众”，这样必然有生命力。我们必须把艺术还原于文化、求真于经典、提升于大众、积累于当代。文化创造始终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记者：“书法进课堂”已经开始实施，就中小学书法教师紧缺的问题我也请教过几位专家，他们都表示难度很大。我想了解一下您对这一问题有哪些建设性意见？
答：我现在兼任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主任，目前正在做这个事情。书法进课堂，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动议，而是一个从长远的战略思考，这在于希望我们的学生从小在认识“方块汉字”的同时，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小培养起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人文情怀。
从前年开始，教育部已经把书法纳入到中小学必修课。去年，我们在江苏常州召开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其中将“书法进课堂”作为目前的一件大事来规划，最重要的就是中小学书法教师的培训。就书法教育来说，有三大要素——教师、教材、教学。而教师的因素恐怕是最为重要的。我通过调研有很深的感触：第一，中小学书法教师奇缺；第二，书法教师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今年我们计划要成立“全国高等书法教育联盟”，就是将全国有书法专业的本科和硕士、博士点的七八十所高校和社会有关高等书法培训机构，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将高校的书法教育经验积累和推广。
记者：最后，请您再简要介绍一下您今年的提案吧！
答：我今年提交大会有八个提案其中主要有：《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大版权保护力度的建议》、《关于加大对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财政及政策扶持的建议》、《关于对国家文化遗产应更加强调公益性属性的建议》、《关于各级政府重大民生工程应实行公示制度的建议》等。
 
李延声（中国美协艺委会委员）
 
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觉得“天下为公”就是先进文化，核心是艺术家要多出精品。
 
记者：“弘扬民族文化”是我们长期面对的课题，您觉得艺术家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弘扬民族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答：作为艺术工作者，第一就是要下大力气创作精品。我们所谓的歌颂“主旋律”，并不是空喊主旋律。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征，我们不但都要出精品，还要创造经典。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也要有一种责任感。中国历史上保留了很多精品，比如，上海世博会上最经典的作品《清明上河图》，我们也要给后人留下我们的经典。
另外，还要抓住机遇，在当代这样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时机。艺术家要有一个艺术实践的过程，无论是先进文化还是传统文化，大的方向还是要面向人民、面向社会来创造精品。精品是要经得起考验的，因此，艺术家要沉下去，要到生活中去。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觉得“天下为公”就是先进文化，核心是出精品。我的艺术创作理念就是“搜尽万象，写意传神”，并坚持“以人为本”。我觉得有一条还需要认真地思考，就是要尊重人、关注人，包括关注贫困的地区、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广大群众的利益。有人说“以人为本”是破坏生态，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破坏生态也是损坏人的利益，关注人还是最根本的，要调动人的创造力。文艺复兴最大的成就是它突破了宗教的束缚，把“人”解放了，所以爆发了创造力。文艺复兴就是从美术开始的，并促进了全社会的发展。
记者：现在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同时在艺术界也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您觉得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答：要从文化上立法，去整治艺术市场的不规范、书画造假等问题。现在权威越来越少，启功等几位鉴定泰斗都去世了，能跟上来的一代却很少。我希望《收藏投资导刊》等专业媒体，在规范艺术品市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何水法（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关注农村的文化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建立“希望画院”，还可以建立“希望戏院”等地方文化机构，建立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单位。
 
记者：您以往的提案曾涉及“文化面向农村与面向大众”等方面，特别是强调民族绘画的纯粹性。今年的提案涉及哪些方面？
答：我今年还是有几个文化提案，依然是关注农村文化发展的。现在有好多农村土地在逐步地缩减，农民要生活，“如何能够帮助他们利用当地的资源进行发展”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今年的提案中谈到，应该建立“希望画院”。去年我尽力地进行捐赠活动，在河南捐了个希望画院。前期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让农民兄弟把原来拿锄头的手现在拿毛笔来画牡丹。我一直在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他们种牡丹、画牡丹，感受来源于生活。他们祖辈都种牡丹，对牡丹很熟悉，以熟悉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对解决就业问题就是一个帮助。
我认为这种模式是很好的。今年的大年初四，我去了河南一个农村看望农民兄弟，他们热情的欢迎我，我很感动。希望看到农民朋友们在“希望的土地”上播种一个“希望画院”，看到更多的农民兄弟画家画出更好的作品，甚至让他们的作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农民画牡丹，不一定非要成为艺术家，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毛笔画出更好的作品并进入到市场，卖个好价钱。对于他们来说，一张画的价值可以超过一亩土地所产生的价值。我以“希望画院”作为一个平台，每年去帮助他们提高技巧，希望各地的画家能够到那里授课，帮助他们在技巧上有更好的提升。我们不仅可以建立“希望画院”，还可以建立“希望戏院”等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单位。目前好多草根文化都在农村，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扶持他们，逐步取得成绩，这样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绘画，农民兄弟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也在慢慢地提升，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代，改变原来农村的文化环境。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
 
民营美术馆的发展目前是方兴未艾，但在“准入”与“扶持”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策与标准，这样就不利于民营美术馆的良性发展。
 
记者：民营美术馆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亮点，您怎么看待民营艺术馆未来的走向与发展？政府是否会对其进行大力扶持呢？
答：在美术馆蓬勃发展的新格局中民营美术馆已经成为一个很亮的亮点。在美术界经常会听到一个恰切地描述：中国的美术事业进入了一个“美术馆的时代”。
民营美术馆通常有两个主要类型：一类是先有了一定的藏品，通过美术馆的空间面向观众来进行运作；一类是通过建美术馆来实现艺术的交流和艺术品的收藏，即把艺术家请过来，实现艺术的交流，同时，为艺术家提供一部分服务进而收藏一部分作品，并不断的积累。
民营美术馆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美术馆系列里一个重要组成的部分。我作为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经常将民营美术馆系列里的馆长同仁吸收进来，大家共同商讨美术馆发展的诸多重要问题。文化部艺术司作为主管部门也很重视民营美术馆的发展，这些年也进行了很多调研，还召集成员进行专题会议，帮助推动美术馆的发展，。应该说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相当大的扶持力度。
记者：如果从您前面谈到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来考虑，政府是不是应该对民营美术馆的门槛、文化规范、道德规范有一定的衡量标准呢？毕竟民营美术馆不应该成为企业家炫富的手段，而应该扮演好推动文化进程的角色。
答：我们知道，美术馆的形成和良性运营也需要一定的标准。目前民营美术馆的发展可能会存在两大问题：一个可以称作“准入”问题。你有什么样的服务标准，一年开放多少天，每年给藏品的投入经费多少，除了展览之外有哪些公共教育与公共服务，民营美术馆由谁来批准，由谁来进行评估？一个是“扶持问题”。如果美术馆被定义为非营利性质的公共服务场所，那么，它就应该享受减免税收方面的待遇。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和民间还没有正式坐下来形成一致的意见，以至于很多美术馆不是在文化部门注册登记，而是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
其实美术馆的建立是社会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这本身是件好事，如何把好事办好就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国际上重要的博物馆很多都是私立博物馆，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民营美术馆。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大收藏家把藏品拿出来先变成一个艺术基金会，通过艺术基金会来投资进行美术馆的建设，并在基金会和理事会的机制下开展运营，比如美国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在西方有大量的例子，只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和研究还不够。
概括起来，民营美术馆的发展目前是方兴未艾，但在“准入”与“扶持”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策与标准，这样不利于民营美术馆的良性发展。
 
记者：民营美术馆在展品的审核上还不够严格，很多展品不适合展览，甚至给青少年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美术馆获得展示艺术品的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学术标准、道德规范等方面的责任。艺术家表现什么东西，这是艺术家的权力，也是我们国家走向民主、自由的重要体现，但美术馆作为文化传播的服务性场所应该对展品进行严格的筛选。艺术家画什么作品是一回事，美术馆展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是说，我们有钱、有策展人就可以办展览，只是这方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还没有专业标准和文化规范，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免费开放后群众的反馈如何？今年的计划安排和面临的新挑战是什么？
答：免费开放之后得到了群众的赞扬，毕竟它使人们成为这样一个文化空间的主人，随时可以走进来。总体上发生了三个大的变化：第一是观众总量增加，最高峰达到120多万人次；第二是观众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以美术爱好者或对美术有向往的人，现在变成了一种全民参与（涉及到各个阶层的人群），尤其是全家人都参与进来，把美术馆当作一个文化休闲的场所，并且年轻观众越来越多；第三是观众更有交流感，过去只是来这里看美术作品，现在已经把美术馆作为一个交流的空间，观众的“主人感”增强，美术馆与观众零距离接触。
今年中国美术馆面临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提高公共化服务水平，二是提高专业水平。毕竟中国美术馆代表着国家美术的最高水平，我们要加强策展的能力、研究的能力以及公共教育的能力。
具体来说：第一，加强馆藏精品与观众的见面率；第二，我们尽量做到观众不仅要看到画本身，还要有一次交流的体验。因此，展览尽量朝立体化方向发展。第一，营造一种环境，既烘托作品又营造出作品的历史情境，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第二，提供更多的信息，毕竟专业的人员是少数，我们采取多重导览的方式，培养了150多人的志愿者，在重要展览中进行导览；第三，采用二维码技术把更多的信息带回家。
记者：现在微电影也可以作为一个展示的手段，是不是？
答：对呀，我们也会在艺术作品的旁边配上艺术家的作画过程、艺术家访谈、其他评论家对作品的品评，还把艺术家本人请到展览现场与观众进行互动。
记者：那为了保证展览质量，加大馆藏精品展示并减少当代展览是否具有可行性？
答：整个社会的资源目前处在一个再分配的时期，特别是优秀的艺术资源正处于一个被竞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不可能去拍卖会举牌。国家没有拨给我们这方面的资金，所以更多的要靠我们对当代艺术家进行严格的筛选来系统地收藏。这些年有一大批老艺术家都进行了捐赠，涉及国画、油画、版画等各个方面。我们一方面靠艺术家和他们的家属对我们进行捐赠，另一方面我们进行更精准的学术判断来筛选与收藏当代名家的作品。这些年我们加大收藏的力度，以每年收藏1000件左右的频率丰富馆藏。
 
杨晓阳（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文化应该怎么发展？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新城市”、“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建立在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之上，是结合了文化的、艺术的、道德的优势，既在内涵上很深厚，又在形式上很优美，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的综合体，绝不只是一个高端材料的展示。
 
记者：您一直反复强调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国家是否已经提上日程了呢？您又怎么理解“当代文化的缺失”问题？
答：“文化发展战略”目前还没有正式提出来。从六中全会以来，前期在方方面面有很多筹备的研讨会，我也参加过几次，也反复地提到这个问题。
文化的发展首先是文化的传承，然后横向对比，需要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借鉴，纵横交叉点的坐标就是我们的“现在”。文化的传承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国家出现了两百年的“空挡”和“断代”。
为什么会出现断代？因为中国历来都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均衡发展的大国，但到了近代，西方进行了工业革命，使得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在封建意识形态里持续的时间是最长的，并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等诸多问题，使得这种延续封建制度的惯性最大，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
记者：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似乎短时间很难得到解决，是吗？
答：对。中国的封建文化可以说是世界封建文化中成就最高的国家，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个抛物线，一个小国家、小民族产生抛物线的幅度小，相反，一个大民族的抛物线幅度自然就很大，它高点越高，它波动的低谷就越低。中国近代的两百年正好是两种社会形态转换的时期，出现这样一个低谷就显得非常落后，但文化的发展往往与经济、政治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有时甚至是脱节的。在这样一个低谷期，它文化的优秀部分往往会被世界忽略掉了。在外人看来，甚至在国人看来，中国近两百年的文化与经济、政治一样落后。因此，更没有文化自律性、文化自觉性与文化自强性。那么，这两百年的断代我们干什么去了呢？应该说完全就是吸收西方，在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甚至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仍然有一种很强的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国文化的风气。如今，中国的经济起来了，从远处来看，西方国家觉得我们是没文化的“暴发户”，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文化，只是在当代文化这块有很大的缺失。但当代也并不是没有文化，只是在模仿西方文化或者是模仿古代文化，因此，我们的当代文化就成为一个难点。
记者：为什么没有及时调整呢？
答：中央开六中全会的初衷也是受到别国领导人的提醒，谈到中国当代没有文化，因此，领导进行了反思。我们的领导结构基本以工程师、科学家为主体，理工科范畴居多。在那样一个发展时期，从技术上确实需要借鉴西方的优秀文明，而文化的发展在六中全会才正式提到日程上来。至于怎么发展，目前还是一种自由发展、野蛮发展，互相抵消的低层次徘徊，甚至很多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发展。
记者：您能否举个例子？
答：比如说城市建设。第一轮是大城市的破坏，把中国的古老建筑铲掉，全部换成西方的复制品，这是在改革开放的进行时期发生的；第二轮发展到中小城市以及城乡结合部；第三轮是最严重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彻底把散落在角落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消灭掉。
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家家都盖起像样的小楼房，把“没用”的财产抛弃掉，而他抛弃掉的东西很多恰恰包含着文化。中国的艺术形式以建筑为大宗，建筑的部件有雕塑，建筑的平面有绘画，建筑的空间里有实用美术，包括室内外的装饰、摆设，这才是真正的文化。破坏了建筑等于毁掉了依附于其上的所有艺术品，被他们抛弃的东西很多都包含着文学、艺术、历史、哲学、道德价值，是个统一体。一个简单例子，从地下挖出来的罐子，如果没有文字、没有浮雕、没有图案，它只值两百块，但有了这些，它的价值远不止20万。它不仅是文物，更重要的，它是一件艺术品。而如今只能恢复成一种最初级的实用价值，文化会随着这种方式的“城镇化”进程、随着建筑的破坏而破坏。“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但它是局部的打砸行为，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政府行为，其破坏性远大于“文化大革命”。其最大的恶果是，我们的后代看不到以往优秀的文化环境，那就意味着一种对历史、对文化的无知与毁灭。
文化应该怎么发展，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应该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进行有目的的、有程序的、有统一规划的发展战略。目前，很多时候是使用国家的官方手段，把很多局部的发展扩大化、过度化。比如强调京剧，其他的地方戏就都完蛋了。再比如强调“动漫”。它只是动画的一个“小弟弟”，以漫画的形式制成动画片，而动画是美术与电影的结合。如今，电影部分与美术部分以及非“动漫”的部分都不要了。
我以为，“新城市”“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建立在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之上的，是结合了文化的、艺术的、道德的优势的。既在内涵上很深厚，又在形式上很优美，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的综合体，绝不只是一个高端材料的展示。美国的建筑确实很高，但建筑上没东西，我们的一个小房子，每一个局部都经得起推敲；外国人走钢丝，只要走过去就算成功，中国人不但要走过去，每一个动作的造型都是有板有眼。这是“粗糙文化”与“精美文化”的差别。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我们丝毫不占劣势，甚至他们与我们是没有可比性的，只是我们缺乏文化的自信心。只要我们有经济的支撑、有文化的自觉、有文化自强的愿望，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都应该是远远超出他们的。
记者：这个文化上的差别还是蛮大的，您从根本上为我们分析一下吧。
答：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可能听起来很荒诞——我反对西方“以人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中世纪黑暗专制思想的延续。他们以“人”为本了，那其他生物呢，自然呢，生态环境呢？他们这是以牺牲其他非人类的因素来进行建设。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历来讲究“天人合一”，天、地、人以及其他的生物都是平等的，因此，我们中国所设定的最高目标不应该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天人合一”为目标。这也是两千年前就提出的鲜明观点，是中国所独有的优秀传统。我们要自强不息，要竞争求发展，但竞争不能以牺牲其他人或事物为手段，我们有“德”“道”“善”“美”的约束和界限，“自强不息”的同时更要“止于至善”“厚德载物”。
具体而言，首先是确定发展目标。我们的先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准则：文化发展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性。目前应该由文化部、中宣部等最高的行政机构组织精英和专家的核心班子，研究中国文化发展目标是什么。
其次，要加强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
再次，经济的投入和设施的建设，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普及、对传统的借鉴、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以及海外推广。
最后是出人才、出作品。优秀的作品要成为文化产品并推出衍生品进行普及。
这样文化事业就可以健康地发展。文化事业要将高端文化通俗化，并进行推广。高端的、优秀的文化产品制造衍生品成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获得经济成果后再来支持文化事业，这将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我要强调的是，文化发展程序不能颠倒。先发展文化产业再发展文化事业，这样一种以低端的文化产业来支持文化事业的反面教训非常多。
记者：国家画院这些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年有什么大的举措吗？
答：我们今年要搞六大工程——“黄河”“长江”“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万里长城”“大运河”这六大题材，我们准备用5到10年的时间来创作，希望能成为传世之作。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有具体的发展目标、人才培养、硬件建设、投资建设。我们所进行的六大工程是三个“人”字形的交叉，基本上覆盖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与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我们用什么来获得文化产业和文化基地？就是用我们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获得社会和企业家的资金回报，用文化产业来支持文化事业。我前面提到的一系列文化战略理论在国家画院都有具体的实施，是我们实践后的结论。
理论研究方面，我们有《中国画院史》，它从汉代至今，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当代美术史》也已接近完成，这于中国当下也是填补空白的理论成果。还有一些我们自主资金的项目，比如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从挖掘中国古代画论开始，精选了150万字进行翻译，先翻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译成外国文字，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探索发现》有个《岁月丹青》栏目，我们从60岁到的100岁艺术家中挑选了国、油、版、雕等各个领域活着的前60位艺术家进行介绍，已经播出了42期，完成时应该在70—80人左右。我们做了以秦岭为界，南北方各选25人（60—70岁的艺术家，70岁以上的全部覆盖，涵盖了南北方的精英）来国家画院办展览的“南北对话”。今年我们还准备做一个《新中国美术家》，每一个省份挑选15—25个60岁以下的画家，用三年时间，将全国的艺术家全部请到，办展览、出画册、开研讨会，还有一些收藏活动。已经开始了四年时间，估计还要三年可以基本完成。
 
施大畏（中国美协副主席）
 
“对文化事业资助的免税政策”建立以后成立基金会，可以把许多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关键是可以建立一种完善的平衡机制，由理事会决策进行资助，以免这条路出现偏差。
 
记者：您是“两会”的资深委员了，今年提出的议案是什么呢？
答：还没写完，还要做个调查，主要是针对文化事业资助的一项免税政策并建立基金会。政府怎么通过这种社会机制给政策性的优惠，这些国外一直都有，我们已经谈了几年，但目前还没有解决，还要继续努力，继续提出来。这种税收政策建立以后，可以把许多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关键是可以建立一种完善的平衡机制，由理事会决策进行资助，以免这条路出现偏差。
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艺术评估机构，谁出钱谁说了算，那不行，肯定会乱。现在我们的文化活动，质量比较低，所以我在想，如果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基金会运行机制，今后的活动会做得更学术、更有质量一些。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去，除了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4%以外，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的扶持。这种政策扶持要有一个长远规划，所以我想到这个提案。我们进行的国内外活动很多，为什么有时不尽如人意，关键是谁来组织这个活动，谁来评估这个活动的成功与失败。目前娱乐型的活动比较多，真正有文化的活动比较少，往往出现外行进行决策，而内行能掌控的空间很小。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走出去”也好，在国内组织活动也好，对公共服务都有很大的利处。
 
赵长青（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书法可以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发挥独特作用，使台湾人民获得更多的民族认同感，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记者：作为书协的领导，书法界的专家们一定对“基层书法教师缺乏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请您简单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答：中小学书法教师出现短缺主要是由于书法教育中断了三十多年，出现了断代，导致书法教师的青黄不接。因此，国家要加大力度，通过多种渠道来培养师资。基于此种现状，我们提议成立“中国书法学院”，意在培养书法教师。我们虽然有诸如中央美院、中国美院这样的顶级美术学府，但至今还没有一所书法学院；我们还提出在师范院校加大对学生书法的培养，来缓解这种紧张的局面。
记者：您今年的提案是否与书法相关，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
答：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国书”“国粹”，如同中华民族的血脉一样，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日本也有书法，他们称为“书道”，是吸收我们的营养，受我们影响的。书法还可以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发挥独特作用，使台湾人民获得更多的民族认同感。这是我在这次“两会”期间的提案，以及我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与意见。
 
袁熙坤（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著名雕塑家）
 
今天我们所作的收藏工作是为了明天，应该认真总结经验，要搜集、鉴别、保护老文物，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这么大好多时代，更要创造新文物，为后代留下财富。
 
记者：您的提案关注的多是环保方面的话题，您对文化方面又有哪些期许呢？
答：今年的提案确实环保的问题比较多。我还是要强调一下，今天我们所做的收藏工作是为了明天，应该认真总结经验，要搜集、鉴别、保护老文物，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这么大好的时代，更要创造新文物，为后代留下财富。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拍卖行在大批量的卖文物，这样不妥，搞不好就是第二次的受掠夺。我们应该通过法律或外交的手段把那些流失的文物搞回来，我也相信，随着国家国力的强大，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也会逐步被征收回来的。
 
韩美林（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主任、中国美协理事）
 
艺术家作贡献的出发点就是爱我们民族、爱我们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出发点，不论是政策也好，行动、制度、方针也好，都是错误的。发展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底线是要尊重我们民族的文化。
 
记者：“弘扬民族文化”将是我们长期面对的课题，您觉得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区别在哪里？您觉得艺术家应该怎样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答：作贡献的出发点就是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出发点，不论是政策也好，行动、制度、方针也好，都是错误的。发展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底线是要尊重我们民族的文化。
首先，要爱我们民族的文化。几千年的文化，不是一天或一时的积淀。其次，不要跟着乱喊，人家说什么是什么，可能会有各种目的。我们好多民族的文化，弄得像小丑一样，被当成商品，更谈不上民族的尊严。
什么是“文化产业”？文化姓“文”，产业姓“钱”，文化产业是让文化界“生”钱去，可是反过来，这个产业是不是为了文化、发展文化，大家还没弄清楚就开始宣传起来，这就要了命了，这等于毁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文化是神圣的，不能当成买卖来做，要斟酌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它需要国家的保护，科学的研究。我打个比方，文化艺术就像女孩一样要宠着养，政治、经济就像男孩一样，让他们去摔打。艺术是由衷的东西，发展要讲究方式，很多方面要适可而止，要泾渭分明：哪些是需要支持的，哪些是需要国家永远养起来的，哪些是国家推崇下去的。文化艺术绝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否则我们就是民族的罪人。
 
靳尚谊（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作为艺术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拿出具有一定水准，能够表现民族优秀文化的作品来，特别是要具有民族精神。
 
记者：如何弘扬民族文化是每个艺术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您认为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
答：我觉得弘扬民族文化，更多还得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完成。作为艺术家，最根本的还是拿出具有一定水准、能够表现民族优秀文化的作品来，特别是要具有民族精神。
从我们油画讲，所谓“弘扬民族文化”就是民族化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很多艺术门类是西方移植过来的，中国画、京剧才是我们的，油画、雕塑、话剧、电影都是西方的。在这些门类中需要我们来实践的，一是反映中国的现实、反映中国的生活，一是艺术形式怎么融入中国的艺术精神。比如油画怎么吸收国画或民间艺术形式就是个很难的课题，需要每一个油画家认真思考并进行严谨探索以创造出富有中国精神的优秀作品。
 
潘鲁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我们现在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基础文化设施建设，还没有提升到作品上，也就是最本质的东西。最终靠什么东西感染人，不是大剧院、美术馆、图书馆，是那里面的书、剧目和美术作品。
 
记者：山东作为文化产业特别是书画交流、流通方面的大省一直比较火爆，您觉得根源是什么？
答：山东文化艺术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书画市场、收藏投资人群比较多。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是源于它的文化根基。建国之后，山东的民间收藏已经出现一种自觉，这种意识一定带有全民性质，通俗地讲，就是老百姓喜欢。
举个例子，如果家里有些钱，第一会考虑孩子上学，第二是文化投入，第三才是其他的消费。具体来讲：首先，山东具备这样一个大的文化环境，比如我们讲的“齐鲁文化”，很多古都也曾建在这里，这是个基础。其次，大家都看准山东这里的市场，纷纷奔向这里，包括艺术家、搞收藏的、做交易的、做投资的，等等，这样促使山东的市场繁荣。不仅仅是书画、古董，还有其他的艺术品种，这在山东比较普遍。上到一个省会城市，下到二线、三线城市，也就是不仅有收藏的环境，还有一个更大的交易平台。而且，这种艺术投资和收藏的氛围现在还在逐步提升。山东书画市场已经从专业领域扩展到民间，兴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山东莒县的农民画现在呈现一个繁荣的市场状况，很多情况是你们难以想象的。山东具备了文化基础、收藏人群的基础，以及经济市场的基础。这样三种关系使其文化产业如此繁荣。
记者：我听到过一个说法，据不完全统计，山东淄博去年的书画交易达到500个亿，这个数字实在让人瞠目结舌，这是真的吗？
答：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不好下定论。但山东作为“齐鲁文化”的源头，它有一种大家都不太理解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心理，也就是哪怕有一个“子”也要进行投资。但冷静的思考，特别是艺术品的投资和收藏，缺乏很多具有后劲的东西，集中体现在—个方面——精品太少。现在很多拍卖会之所以没有做成像苏富比等大拍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真正的艺术精品并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在交易中很少看到精品，这也是限制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瓶颈。
记者：前面您介绍了山东艺术市场的现状，您觉得国家层面应该作些什么努力？对于《收藏投资导刊》您又有怎样的期许或建议呢？
答：前几年中宣部做了一个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到欧洲考察的交流活动，我们考察了很多艺术机构，西方的体制有很多方面是成功的，我们应该适当借鉴。他们有很多艺术基金会，这些基金会主要是把一些有余额的企业资金融过来进行公益事业。这些公益事业有投资给残疾人的、有投资公共文化项目的、也有投资艺术品的。这样的一个基金包括博物馆，既不是所谓“官方”的，也不是哪个人的，它是由若干个基金会进行投资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能存得住最好的艺术品。艺术家获利了，然后把作品放在美术馆、博物馆，我想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导向。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的财团应该投入一部分资金，而像你们这样的机构，可以作为一个中介，把这些投资的行为与资金集合起来，由一个基金会来投资购买好的艺术品，然后放到艺术博物馆。
我们现在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上，还没有提升到作品上，也就是最本质的东西。作品是很重要的，最终感染人的东西，不是大剧院、美术馆、图书馆，而是那里面的书、剧目和美术作品。
收藏和投资有几个层面：第一，国家层面，国家不见得一定要投资钱，可以是出台政策；第二，企业层面，比如建立很好的基金会；第三，民间收藏，人们的幸福指数要提高，要乐意收藏。这些才是中国未来文化产业当中最大的投资点。
 
薛亮（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
 
我们不要看目前艺术品收藏市场的火爆现状，要看到后面的隐忧。隐忧在哪里呢？是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几代人，他们是怎么来看这个时代的艺术，然后怎么去把我们传统文化的正脉传承下去。
 
记者：目前，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加大了力度，我们把它理解成弘扬民族文化或扩大内需的一种有效手段，您觉得我们的书画产业是不是也可以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当中？
答：其实书画谈不上是产业。什么叫产业呢？就是可以批量生产，并有一定规模的东西，才能叫产业。我举个例子，戏剧可以成为产业。我们排练一个剧目出来，将它打造成一个品牌，让各个层次的观众或者对戏剧感兴趣的人都去看这部戏，并且反复上演，就会成为一种产业。但是，书画就谈不上是产业。它可以作为一个收藏品、艺术品，而且一个画家一生所画出来的作品数量肯定是有限的，并且是不可复制的仅此一件，也正因为仅此一件，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价值才会那么高。如果一个画家每张画都做一些衍生产品，例如画完之后把它仿真一下，印刷发行，那就成为文化产品了。
记者：现在艺术市场不是很规范，假画、高仿品、印刷品泛滥，您有没有切身体验呢？
答：这个问题自古已然，假画就目前来看是真的没有办法整治的，有时候打假很得罪人，还很花精力。别人在做坏事，你何必要生气呢？气了半天也不解决问题。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法规不是很明确，而且没有相应的法规出台，所以打假是很困难的事情。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一定会经历一个混乱的过程，但是我相信，“乱”是暂时的，一定会有走向有序、走向诚信的一天。随着社会诚信度的提高，假画的现象也会逐步得到改善。
记者：在提升国民素质、下一代的培养等方面您是怎么看的，请您简单谈一下。
答：这方面我确实有很多担忧。我们现在光看到目前艺术品收藏市场的火爆，却没有看到后面的隐忧。这个隐忧是我们的下一代、或者说下几代，他们会怎么看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会怎样把我们传统文化的正脉传承下去，会怎样读懂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基因，读懂它里面内在的、真正具有精神内涵的信息，也就是我们的后代对传统文化如何理解的问题。
我们国家正在步入一个商业时代，这个时候社会的风气会比较浮躁，对下一代的影响很可能不是正面的，所以对下一代的培养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下一代的培养，我觉得要在中小学增加传统文化鉴赏课程。另外，对于西方不良文化的强势渗入，尤其有大资本家在后面作支撑的“渗入”，确实让我们感到无法招架，但我们绝不能听之任之。国家的文化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政府机构要有宏观的调控政策，要有限制。除此之外，还要利用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渠道对人们进行引导，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些人有一定的抗病毒能力，但有些人可能就搞不清楚了。年轻人更容易在后面跟风，他们容易以为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如果把渣滓当成精华，把不健康的、不阳光的东西当成时髦，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大了。
西方文化正在干扰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大学的教育方式也应该有所侧重。尤其是对艺术类学生的教育，学校应该制定一套很明确的教学大纲，把不该接受的排除掉，该过滤的过滤掉。一个艺术家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一个艺术家总是可以影响一批人的。艺术家们要用自己的艺术、用真善美的东西去感染别人、去抵制不良文化。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构成强大的力量。“俗”不代表低俗、媚俗，“俗”其实是个好东西，大俗即大雅，“俗”是大众的、人民的，“雅”只是一小部分人的。
记者：您刚才谈到用艺术家的作品来感召民众，请谈一下您绘画的创作理念吧。
答：我的画每个局部都是很传统的，都是从传统里出来的，可以在画面中找到借鉴传统的影子，但是整个画面还是蛮现代的，有时代的气息。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意境是根本、是灵魂，如果把意境丢掉了，就没有中国山水画了。好多人提倡笔墨，但是笔墨有时会妨碍意境，适当的笔墨能表达意境，而不恰当的笔墨，就会伤害意境。有时候意境，可以在传统的造境里面寻找，这要看你对传统文化理解有多深，对传统文化下功夫研究有多深。实际上传统是一个大框架，里面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发现，重新去挖掘。传统里有很多语言，为了构成我们要表述的理念，可以从中调出自己所需的部分，再把它整合起来。当然，利用“拿来的传统”所形成的视觉效果要有自己的风格，这就是面貌。传统是千变万化的，脱离这些东西，空谈所谓“笔墨”的人，是根本不懂“笔墨”的人。我与别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的画是画想到的意境，而不是看到的意境。
 
 记者：您今年的提案是什么，可否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答：我今年的提案是“关于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
具体的建议是：1.加大政府扶持和法律支持力度；2.设立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管理机构；3.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和科技应用；4.搞好品牌建设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