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私募股权行业 | 赵令欢：弘毅投资之道

2016-12-01 10:03:26 作者： 来源：上海证券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北京，11月的一个中午，我们对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弘毅投资董事长赵令欢进行了一次专访。我们谈论的主题，从个案WeWork，到共享经济，再到弘毅的宏观布局，其中一条以“三大信念”指导的战略主线，清晰可见。

赵令欢说：“第一，中国走向世界，在新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和作用一定会越来越重要；第二，中国深化改革，今后的社会治理将更法治化、经济发展将更市场化，我们认为是必然的；第三，互联网生活已经到来，各行各业技术发展的汇聚效应，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冲击和颠覆，才刚刚开始。”

在此背景下，弘毅投资将自己的投资策略总结为“新”“中”“国”———投创新、投跨境，以及继续发力国企改革。

事实上，赵令欢的思考与信心、弘毅的投资与实践，其基础均建立在中国经济依旧拥有蓬勃发展的强大后劲之上；中国市场犹如磁石一般，仍在吸引全球最优质的资本、产品、人才与技术。

也因此，未来十年，依托着中国的伟大复兴，趁势而起的本土PE机构，将有机会改写全球行业规则，拉开中国资本时代的宏伟序幕。

“2014年，我们提出投资‘新’、‘中’、‘国’。2015年，当时的市场仍然有各种各样的悲观情绪和预测，我们依然坚定。恰恰在这两年，我们的思考逐步清晰和更加坚定：2014年我说这是一种判断，2015年我说这是我们信心很足的想法，而过去这一年我称之为三个‘信念’，不仅仅是‘判断’或者‘观点’。过去这一年，我们在确定方针策略时正是按照这三个信念进行的。”赵令欢解释说。

具体看，他认为，第一，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和作用一定会越来越重要。“中国必然在世界新格局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时我认为，中国未来起作用的最重要途径，是通过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个特别健康和有效的方式。所以我在几年前提出，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影响的增强，可能有一天描述经济的指标不仅限于GDP的增长，也包括不断做大的GNP。一个发达国家的标志是有诸多的跨国公司，为这个国家产生比GDP还要大的GNP。中国现在称之为五百强的公司中，实际上有不少只是五百大，而不是五百强。通过跨境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公司，打造真正的五百强，这是弘毅今后5年、10年甚至20年都要努力去做的。”赵令欢说。

第二，中国的深化改革，今后社会治理更法治化、经济发展更市场化，也是必然。“对弘毅这样着眼于长期和价值投资的投资公司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会借此去选择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投资模式。”

第三，互联网生活已经到来，各行各业技术发展的汇聚效应，真正冲击的是生活方式，而这个冲击才刚刚开始。新一代年轻人、工作者不会重复过去的理念，而这会改变几乎所有的业务模式、盈利模式，直至人们的思想观念。跨界颠覆正在发生，而且在加速发生。“我们做并购投资为主，通常并不投资于科技或创业公司。但对于这种会影响到每一个行业、每个人生活的趋势，作为投资者必须面对变化并进行布局。”

基于此，赵令欢强调，弘毅在今后仍将贯彻其投资“新”、“中”、“国”的大战略。

“新”，即投创新，最新案例就是WeWork。2011年，WeWork在纽约成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办公空间、社区及服务提供商。

在赵令欢看来，WeWork不是房地产项目，不是二房东，不是传统想象中的创客空间，它是具有互联网社区文化基因的共享办公空间。社区和共享是它最大的创新和价值。因此，它的客户除了狭义的创业者还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各类自由职业者，比如艺术家、律师、会计师，等等。甚至越来越多的大公司都开始为他们的员工在WeWork租办公空间。

赵令欢说：“共享办公，只是起点，将来还会衍生出WeLive（共享公寓），更多的差旅服务，WeWork对所有用户的魅力来自于它独一无二的社区网络功能，而且还是全球社区网络。”

“中”，即投跨境，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公司。

赵令欢认为，中国会在世界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会毫不犹豫地走自己的路，中国需要学习、适应，世界更需要学习、适应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中国特色。

据了解，WeWork已在上海开设了旗舰店，它的业务模式、团队、管理都是全球领先的，在同中国市场连接时最重要的是充分认识到中国市场的特殊性。

“投资是看过去，投未来，问题的关键是———未来它能不能实现更高的价值？中国有超过4亿的‘千禧一代’职场主力军。我们投资WeWork，下一步就是把这个概念做好中国化、本土化。”赵令欢进一步说。

弘毅投资2014年全资并购了PizzaExpress，目前正在实施其中国化、本地化；2016年投资新奥股份，帮助其收购澳大利亚第一大清洁能源公司，是通过资本助力中国公司“走出去”的2.0版本。

“国”，即国企改革，依然是重要的主题。

赵令欢认为，国企改革从来都不是私有化，以股权投资助力国企改革领域，是推动、帮助国企实现治理市场化、管理专业化、人员职业化、发展国际化。

近期让赵令欢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是来自桐乡的玻璃纤维制造企业中国巨石远赴美国建厂。“中国巨石是目前世界最大、技术最领先、产品最广泛的玻璃纤维制造企业，以前它主要是将产品出口到美国，最近它在美国做了另外一件事：投资建工厂。这里面最有意思的不是建工厂本身，我们仔细想想，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折———以前是美国资金、美国工艺，利用中国土地、中国工人，建厂生产；而这一次，是中国装备、中国资金、中国工艺，和美国土地、美国工人、美国市场相结合。这标志着什么？中国有能力开始打造新型的跨国公司了，巨石再过几年就有可能参与全球这个行业的横向整合，变成中国下一轮产生的真正的世界五百强之一，不光大，主要是强。”

在赵令欢看来，这恰恰印证了弘毅所笃信并实践的三大信念，“中国会在新的世界格局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新格局今天还没有形成，形成新格局的过程中，国际规则的制定不一定只能通过政府间的谈判，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打造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度、文化之下，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之中。巨石也好、新奥也罢，都是这样的例子。”

“对我们来说关键是两点：第一，不管宏观形势如何，一个好的投资公司总有活干；第二，弘毅的选择始终紧扣价值和价值创造。做投资实际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看的是过去，要投的是未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也最难的事，是在一切没有发生之前、投资没有投入之前，就要决定今后和未来的相关性。这三年来的实践，让我们对如何运用资本帮助中国打造一批跨国公司，信心更足。”赵令欢最后说。

【上证报记者 李丹丹】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非一句口号。在当下的中国，它是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过程中的点点星火，意味着经济的新活力、新引擎。

创业、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资本的催化和促进。在这个过程中，天使投资人率先充当“慧眼”，遴选最优质的初创企业，解决其“起步一公里”的资金来源问题，为这点点星火借力、鼓风。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天使投资专业委员会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日前在北京接受了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这位经历多轮经济周期的中国天使投资界的“元老级”人物，对中国经济满怀信心。在他眼中，正在成批崛起的优质创业企业将显示出强劲的活力，这些中国新经济的代表正在助推整个经济的新腾飞，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创业、投资时点，天使投资人要广泛、深入地参与其中。

目前我国天使投资有2万余家，这会不会太多以致溢出了泡沫？民间都调侃，投资人多到让人感觉创业者不够用了。

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徐小平并不认同。见证了中国天使投资从不为人知到路人皆知这一发展过程的他告诉记者：“有人开玩笑说到处都是天使投资人，我觉得还远远不够，中国天使投资人应该再多五十倍、一百倍。”

他认为，目前投资人多的现象主要出现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而中国其他地区的投资人还很稀缺。无论从创业的广度还是深度看，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状态，投资人有很大的发挥余地。

“2010年美国就已经有30多万个天使投资人，同年美国还出了乔布斯法案（即JOBS法案），鼓励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人投资，也就是说，美国的天使投资已经到了鼓励高薪阶层参与的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徐小平表示。

徐小平经历过三次经济周期，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衰退，第二次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第三次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时，有人问我怎么看待投资寒冬，我说VC的寒冬是天使投资的春天，我最早开始投资企业就是那个时候。今日中国的那些顶级企业几乎都是经历那个时代（2000年或者2008年）过来的。”徐小平回忆。

他以自己的亲历说明，在周期中破产的企业是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同时新的公司正在成批地崛起，真正的优质企业每天都在进步，一旦经济繁荣起来，它们会显示出强劲的活力，最终形成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十来年”的局面。

“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投资、创业时点，新经济必将崛起。”他略带激动地表示。真格基金专注于TMT行业，包括物联网、移动互联、游戏、企业软件、O2O、电子商务等领域的种子期投资，这些领域都是新经济的微观分支。

徐小平认为，当前经济周期的调整可能与新技术无关，但是显然今日中国的新经济、新技术正在酝酿着整个经济的新腾飞，天使投资要广泛、深入地参与其中。

在很多天使投资人投资的项目尚不及去年一半的情况下，真格基金今年已经投资了100多个项目，投资速度丝毫不减。

徐小平透露，从天使投资“7+2”年的投资回报规律来看，从2011年开始投资的真格基金有望在未来两三年内得到更多的收获。

“我时刻在审视我做得怎么样。最终衡量真格成败的主要指标是回报率，我不希望将来人们谈到真格的时候‘主要看气质’。”看似随性且不拘小节的徐小平，用一个实打实的指标来衡量自己亲手创建的公司。

如何在众多的投资项目中“慧眼识珠”，徐小平有自己的“法宝”———3L和3C判断模型。所谓3L模型用于衡量创始人，即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影响他人的能力； 3C模型用于衡量团队，即合拍、互补、互让。

在采访中，徐小平不时表现出感性的成分。他说，天使投资是做梦的过程，天使投资人一定要学会从中享受，没有理想的天使投资人只能自我折磨。

以聚美优品这一笔投资为例，徐小平从2009年8月份开始投资，2010年3月份聚美优品找到了经营模式并于2014年5月上市，再加上限售和股价波动，直到2015年5月这笔投资才赚到了钱。“整整六年！这已经是最快最顺利的情况了。”徐小平感慨。

他进而说到：“天使投资人一定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要有长远投资的打算，更要有和人才一起成长的闲情逸致。想赚快钱的，请离开这个行业。”

谈及自己最满意的投资，徐小平称，从投资的角度，最令人自豪的投资当然是发展最快、估值最高、最终赚钱最多的企业，比如聚美优品、美菜等。

“我们投了很多明星项目，有人说我们投的独角兽是最多的，但是我也不沾沾自喜，因为像十几亿美元乃至几十亿美元估值的公司，我们还没有。”徐小平坦言。

在天使投资领域深耕多年，徐小平直言，目前政府提倡“双创”，让创业者们减少注册、证照程序，在管制方面不断松绑，让创业更为容易，就是最好的政策，“‘双创’正在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至少现在创业者已经不孤独了。”

这甚至让他觉得，投资也随之变得更有意思。“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做投资越来越愉快、越来越振奋。”但是在他的期盼里，政府的行政管理可以做得更好、更简政放权。

徐小平同时建议，政府对创业企业的管理，应该严中有爱，“不要出一个事就关掉，而是预先有警示教育。”例如互联网内容创业，在规范一些根本性方向的同时，应大胆鼓励百花齐放。

“通过松绑与严爱这两条主线，让我国整个创投环境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才能真正鼓励创新精神。”徐小平说。

与此同时，他对宏观至立法层面，微观至基金运营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建议，法律层面应该与时俱进，提高创业者的知识产权在股份占比中的最高限；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可以更合理些，“从常态上讲，证券市场越健康对于天使投资来说越有机会”；各地方政府发起的产业投资基金应该用市场化的模式来运营，减少寻租空间……

“近十年以来，中国的创投环境可谓日新月异、春风化雨。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创投环境还可以更好。”徐小平满意且期待地表示。

【上证报记者 邵好】  

“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道路要持续走下去，这对创投行业发展非常重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创业投资基金专业委员会主席靳海涛谈及对行业发展的期许，声若洪钟，目光炯炯。

尽管已过耳顺之年，靳海涛并未停下脚步享受“天伦”：今年年初，由其牵头管理的前海母基金在深圳宣告成立。改写中国投资界纪录之时，靳海涛对股权投资行业发展及中国资本市场完善仍心心念念。

初冬的阳光从落地玻璃窗探入外滩某咖啡厅。靳海涛落座后开门见山：“今天我们就谈股权投资行业存在的几大问题及对策。”他说完，掏出几页草稿，从募资难谈起。

“募资确实很难，这其中有个体原因，也有行业发展所遇到的束缚。”靳海涛坦言，经过多年发展，国内股权投资行业仍处于成长阶段，国外成熟市场中的合格投资人在中国依然缺失，从而造成了“钱很多，合格投资人不多”的局面。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靳海涛给出的答案是“引入银行、保险资金”和“商业化母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结盟”。前者本身获得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但在具体操作中仍待转变观念和思路；后者则是理所应当之举，政府引导基金的募资能力和商业化母基金的管理能力“双剑合璧”，就会威力无比。

记者注意到，今年10月初，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等创业创新资源丰富的相关机构参与创业投资。

“股权投资其实是金融行业里最好的赚钱模式，一个成功项目的收益可以覆盖很多个失败项目。这对提升银行、保险的盈利能力大有裨益。”对于具体操作，他提出，银行、保险资金应该作为有限合伙人（LP）参与股权投资，而不是一般合伙人（GP），通过一层层分散投资，降低风险。

打造合格市场主体的同时，靳海涛也认为监管应随之转变，建立与银行、保险资金参与股权投资相适应的监督与管理办法，让这些资金更顺畅地流入，从而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曾带领深创投取得斐然战绩的靳海涛尽管已转战母基金领域，但对投资环节遇到的问题他仍非常关心。

比如，部分行业的外资禁入事项，这原本是针对外资在国内设立企业而设定的规则，现在却限制了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很多银行都发行了H股，被视为海外上市公司。很多保险公司，以及中石油、中移动等央企也有外资股东，它们都是优质的潜在LP，但因为并非完全内资，导致获投基金不能触及互联网、传媒等行业。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实事求是地制定股权投资的行业禁入标准和条件，而不是像企业、个人的禁入要求一样，千篇一律。”靳海涛直言，对于股权投资基金来说，拥有外资股东的银行、保险仅是LP，根据协议获取约定收益，对于所投资的标的，由GP来选择和掌握，基金本身已经将外资和相关行业隔开，更何况，很多“中字头”企业本身就是“有外资成分的国有控制企业”。

除了募投难题，投资界一直关注的还有税收优惠问题。对此，靳海涛一口气抛出四项建议，大到基金设立机制，小到基金管理人员应该怎么缴税，均有所涉及，紧扣实务。

具体分别是：其一、投资高科技企业的创投基金（VC）应该与高科技企业一样，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其二、投资初创项目的税收抵扣应囊括有限合伙企业，且操作流程应大幅简化，抵扣比例应提高；其三、管理人所得应与投资人所得适用相同规则缴税；其四、股权投资机构无论采取公司制还是有限合伙制都应适用相同的缴税规则。

“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有些并不算大，但对股权投资机构的实际操作影响非常直接。”靳海涛举例称，现有规则允许投资初创项目的基金获得税收抵扣，可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提交的材料还是操作流程，都非常复杂，如果相关基金不是设立之初就有所考虑，最后往往很难享受到优惠。

同样令靳海涛感到困惑的还有所投标的企业在进行并购、IPO过程中的审核机制。“股权投资基金设立之初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信息披露，这已经是一道不低的门槛了，可是每当所投的企业IPO或者被（A股公司）收购时，还需要再进行一次穿透式审查，这有些画蛇添足。”

“对设立之初的备案审查，我是支持的。”靳海涛一脸严肃地告诉记者，这是关乎行业的门槛，不能让想利用私募身份做坏事的人，破坏了金融秩序、造成紊乱风险。“在这一环节中，股权投资基金要提交大量的文件，相关人员要通过考试，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采访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小时，靳海涛依然不疾不徐，毫无疲态。“中国资本市场应该分为三层：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组成的公开市场，以新三板为主力的场外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区域股权交易中心。”他说完自斟了一杯普洱茶汲了一口。

靳海涛认为A股市场估值局部虚高、流动性过强、换手率过高、散户过多，必然容易产生大波动。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资本市场供给不足，只有加快IPO，市场才会回归合理区间，波动幅度减少，对散户也自然减少了吸引力，看重长期价值的机构将脱颖而出。

当前，IPO排队时间较长已经令创投机构倍感压力。若长期如此，创投每个项目的平均退出时间都会延长，年均投资收益率下降，对外界资金吸引力也将减弱。“资本不愿进入，创投行业难免会陷入低潮，一旦如此，由谁来助推创业创新、产业转型升级？”靳海涛说完双手一摊。

“当然，解决供给不足问题并不意味着一刀切，而是要有力推动、循序渐进。”此外，靳海涛建议监管层可在创业板另设板块或层次，或者改变游戏规则，允许部分产业的不盈利企业上市，这将直接有利于互联网、医药两大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

对于新三板市场，靳海涛认为交投清淡的症结在交易方式上，他建议应该在股票连续竞价交易方式和柜台交易方式之间，找到折中的交易方式，从而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活跃新三板市场，但又不至于太活跃；有一定估值水平，又不能估值太高。“这需要拿捏尺度，虽然不容易找平衡点，但肯定能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