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降成本更要重视在基础产业打破垄断、开放竞争

2017-03-08 11:16:28 作者： 来源：腾讯财经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东城酒吧街，东莞以前最有名的红灯区。三年前，这里不到1000米的距离里就有13家酒店，七八家夜总会。

而今，这里很多灯光艳丽、色调暧昧的KTV、桑拿房被拎着大锤的人敲掉了，它们摇身变成了养老院。

曾经纸醉金迷的销金窟，变成而今颐养天年的安乐窝。东莞的变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急速转型。

转型像一场分娩，其间避免不了阵痛。如何在帮助婴儿顺利出生的过程中尽量减轻分娩的痛苦，考验着操盘者的智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经过这六七年的调整，中国经济已基本探底，从此前高速增长的平台切换到中速增长的平台。

在新的平台上，新的发展阶段中，中国经济会有新的增长动能，也需要有新的思路去解决新增长阶段的问题。然而，新老更替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很多所谓新的动能依然是在旧的基础上做调整，很多新的问题依然是过去的老问题，很多新的思路依然是过去的路径依赖。

刘世锦特别强调市场的作用，他认为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不能用一刀切的行政性手段，而更应该在政府制定最基本的准入标准的前提下，让市场判断何为落后产能，何为先进产能，让市场去决定两者的去留。

在降成本上，刘世锦认为降税并非治本之策，只有通过打破基础性上游产业的垄断，开放市场，让资源自由流动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企业乃至全社会的成本。

《腾讯财经》：记得您去年年底就提过，中国经济已经基本筑底。请问这个底是L型的底、U型的底还是V型的底呢？

刘世锦：中国经济已经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转向未来中速增长的平台。

过去六七年其实就是一个由上一个平台转向下一个平台的阶段，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一直在寻找平衡点，一直在探底，所以过去六七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或者说已经开始触底。2017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触底进入中速稳定增长平台的一个验证期。

《腾讯财经》：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触底，有哪些迹象和指标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刘世锦：首先从需求方面来讲，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靠三大引擎：出口、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目前，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已接近底部或者已经触底。

房地产在2014年已经达到历史需求峰值。达到峰值以后，总体上它的走势是平缓下降。虽然去年由于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拉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但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房地产投资增速会降至2%-3%、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达到这个状态，房地产投资基本上也触底了。 这是经济在需求端基本上触底的表现。

从供给侧来看，去产能在过去一两年中基本取得了一定进展。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以后，PPI在2016年9月已由负转正，之后还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工业企业的盈利水平也已恢复了正增长。这是经济在供给侧基本上触底的表现。

《腾讯财经》：那么触底之后会反弹吗，是强劲反弹还是缓慢复苏？

刘世锦：触底反弹或者说所谓的V型翻转、U型翻转，是不太可能的。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阶段了。所谓触底不是在原来高速增长平台上出现一个周期性波动以后再反弹上去，而是由原来的高速增长平台转向一个中速增长平台。触底的确切含义就是它稳住了，不再继续下降了。

《腾讯财经》：这个触底的状态能稳得住吗？

刘世锦：这要看我们在整个中速增长期中，供给和需求能否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如果能找到新的平衡点，中国经济是稳得住的，而且这个稳定状态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比如说十年以上。

在中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应该努力达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居民收入可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状态。

《腾讯财经》：中国经济要找到中速增长期的平衡点，在传统的基建投资、房地产、出口基本熄火的情况下，如何寻找新的动能?

刘世锦：新的动能主要在三方面。

第一，改造升级“老经济”，提高它的效率，把这方面的潜能尽可能地挖掘出来。

第二，继续发展“新”产业。这些新产业对中国来说是新的，对发达国家来说已经是老的了。比如说服务业，虽然中国目前的服务业比重已经过半，但由于中国的人均收入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这方面的潜力依然很大，文娱、健康、环保等方面的消费需求缺口是巨大的。

第三，创新前沿成果。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科技领域引人关注，但目前它们在整个经济增长动力的比重中还是比较偏低的。它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储备力量，但眼下还挑不起大梁。

所以，中速增长期的动力大部分还是来自广义上的老经济，但老经济要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这个加法做好了，老经济才能激发出新动能。

《腾讯财经》：刚才您也提到，目前去产能已经基本取得预期效果，主要标志就是一些煤、钢铁等原材料的价格又开始上涨了。但我担忧的是，一旦价格上涨，那些原先关停并转的工厂是否又会死灰复燃。我们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是否用了太多的行政化手段，而没有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本作用？

刘世锦：首先，要准确地摸清中国到底有多少过剩产能是困难的。地方向中央政府层层上报的过程中，碰上奖励性的机制它可能就多报，惩罚性的机制它可能就少报，最终形成的数据可能是很有弹性的。目前在去产能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用一些一刀切的行政性手段。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一些有竞争力的产能被误伤了，一些真正应该淘汰的产能并没有被淘汰掉。

我们现在评断一个企业是否是落后产能，往往是用技术装备的规模来定义：规模大的就保留，规模小的就淘汰。这不一定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市场经济中应当被淘汰的是那些缺少竞争力的企业。

有些企业可能生产装备比较小，但是它在节能减排、管理效率、成本控制上做得很好，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相反一些企业虽然规模很大，但它没有市场竞争力。

所以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制定一个基本的标准，让企业在安全、节能环保等方面符合这个基本标准，在此基础上，让企业在市场中自由地竞争，让市场决定它的去留。而不是以规模大小、是民营还是国有这些标准来决定企业的去留。

《腾讯财经》：在去杠杆方面，目前的债转股和地方债置换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和政府债务率过高的问题？还是这只是一种问题的缓解和转移，并没有打破原先的刚性兑付？

刘世锦：打破刚性兑付，这件事情最终还是要做，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之后的新的市场纪律。

过去中国经济也一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风险，但最终这些风险并没有酿成大的经济危机。这跟过去我们长期处于高速增长期有关。比如90年代后期对国有银行债务进行剥离，有些企业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之后变成好资产了，但这不是说企业经营状况好了，也不是说设备更值钱了，而是那块地值钱了。因为中国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期，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价格是会上升的。

但是进入中速增长的新阶段之后，这种红利慢慢消失了，过去那种能够化解或后推风险的外部条件不复存在了。当然，我们正处在转型期，一方面要打破刚性兑付，做到真正的去杠杆，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短期内去杠杆去也不能过快，否则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系统性风险。要在稳增长和去杠杆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掌握好这个度。

《腾讯财经》：曹德旺等一些民营企业家抱怨国内的税负太重，您如何看待企业乃至全社会的降成本问题？

刘世锦：大家都在讲减税，适当减一点是可以的，但空间并不大。政府的支出规模已经很大，相当多部分，如公共服务支出是刚性的，而财政收入增速已经明显减缓。

分析社会生产成本结构，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直接相关。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是“两三桶”油，包括地方国有炼油企业在内的行业外企业在投入产出上受到诸多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更为困难；发电企业竞争上网进展迟缓，输电价格不尽合理；尽管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但资费高的问题突出；铁路特别是高铁建设成就举世瞩目，运营和服务水平与其他竞争性运输行业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以上，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美国的金融业发达国家，表明银行和其它金融行业市场开放、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

近期有的民营企业关于在中美两国制造业投资的成本比较引起广泛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制造业回归作为优先战略。数据表明，我国制造业综合成本的优势已不明显，很大程度上由于与基础产业相关成本高企，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本已减弱的优势。新形势下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保持并增强国际竞争力，降低与基础产业相关的诸项成本刻不容缓。应当把基础产业进一步开放竞争、提高效率作为降成本的战略举措。

实际上，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和促进竞争，是中共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其他中央重要文件一再强调的重要改革内容。大的改革方向、原则已经确定，关键是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