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财富鄙视链：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底端的老百姓却笑了……

2017-07-05 10:05:10 作者： 来源：微信公众号：孙立平社会观察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要削弱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收入、教育水平的影响。

　　社会流动性差，就是所谓社会固化，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而社会流动性好，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实现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靠科举制度。

　　在经济学中，衡量社会流动性的指标是两代人的相关系数，包括收入的相关系数、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等。

　　相关系数等于1，意味着上一代人的收入完全决定了下一代人的收入，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固化的社会；相关性等于0，意味着无论上一代人的收入如何，下一代人的收入都是随机分布的，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这样的社会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如果相关性等于-1，意味着如果你的父母是社会中的最高收入者，那么你将是社会的最底层，这就是革命。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因此社会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通常是在0-1之间波动。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你的收入又不是完全由父母的收入完全决定。

　　因此，要提升人力资本，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

　　我们可以试着比较一下两个社会，假设在第一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低，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第二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高，但社会流动性很高，哪个社会更有活力呢？显然是第二种社会，这就是美国型的社会，但是如今美国社会流动性也在降低。

　　代际相关系数解释了一个人成功靠什么，是靠基因、靠家庭出身、靠社会环境、靠自己的努力，还靠运气。如果某个社会中人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全靠基因和家庭，那自己努力就没有用了，就不会去努力地积累人力资本。所以，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保证，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保证，也是我们成功地进行效率驱动增长和创新驱动增长的保证。

　　当前中国的财富格局有如天空中的云彩一样，聚散漂移，与此同时，社会结构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暴富，有人煎熬，有人沉降。

　　现在，阶层固化或定型化，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如果是这样，阶层固化与当前发生的财富格局剧烈动荡，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在网友们的启发之下，我最后用了这样一个说法：固化与洗牌同时存在。阶层间固化，阶层内洗牌。或者说，下层固化，上层洗牌。当然，这只是就大的框架而言。

　　首先说阶层间的固化。就是说，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并固化下来的上层与下层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且甚至在进一步固化。尤其是下层向上层的流动已经越来越难，而下层向中间层的流动，也由于教育的阻滞而趋于减少。

　　那时候，我提出过社会结构定型化的四个标志：一是阶层之间出现边界，二是阶层内部形成认同，三是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四是社会经济地位出现代际传承。

　　但也有人不同意定型化的概括，比如我的老师，一位80多岁的社会学家，就不同意说定型化。他的意思我明白，他说的是在最近几年中，在下层出现了明显的向下流动。确实，无论是在实体经济的萧条中还是在房地产的热浪中，下层往往都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下层的状况人们经常提到，但究竟怎样概括，还是一个问题。但客观地说，在发展比较快的时候，下层民众还可以多少分一杯羹。但在经济萧条期，失业将会对下层人形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城市中的失业者。而直线攀升的房价，则使得无房者离住房越来越远。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基本定型的情况下，教育和打工是下层人向上流动的两条仅有的渠道。现在的情况是，这两条渠道已经越来越不畅通。不知道伴随老龄化的劳动力减少，能不能成为他们增加收入，从而改善生活境遇的契机？

　　总起来说，由于下层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一个庞大底层社会的形成并日益固化是一个事实，值得警惕的是在其内部出现的向下流动。

　　接着，我们来看看洗牌是如何发生的。

　　更详细的分析有待今后，这里我只提出四条值得探究的线索：

　　1、随着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衰落，新兴产业的兴起，一些传统产业中的富人风光不再，新兴产业中的富豪崛起。

　　2、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均衡被打破，富贫差距的主轴由收入差距演变为财富差距。在有无财富的积累上，中产阶层与底层的边界开始清晰化。

　　3、这些年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金融资本的崛起和资本市场的扩张，并由此形成极大的财富效应。金融与资本市场于财富转移的最大特点是直接划账。一次资本运作，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财富可以转移过去。当然，如此巨量的财富转移往往都是在权力的背景下发生的。与之相比，康师傅、徐才厚、郭伯雄等现金交易、买官卖官、蘸着唾沫点钞票式的腐败，显然差了一个档次都不止。

　　4、比较微妙的是一般官员阶层的状况。在近些年反腐败的过程中，一般官员通过权力以直接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在缺少制度化约束，腐败实际成为官员日常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更重要的是，这些年在社会顶层积聚的大量财富如何重新洗牌，还有待观察。

　　事实上这个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社会顶层的精英为什么不能保证社会持续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Acemoglu就指出，精英社会就是一个低流动性社会，精英阶层为保护既得利益，设置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社会削弱精英之外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精英社会压制各种要素投入的积极性。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Ariely and Norton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民极大的低估美国社会的不平等（top 20% down 84%, 实际59%)，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美国梦”就是描述美国社会这种高流动性，所谓“美国梦”，就是说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大房子、大车的生活。

　　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也结合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社会流动性容易降低，社会结构容易固化？

　　因为以前的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分层，带来利益阶层，由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不完善，既得利益集团就想要固化这种分配模式，加上政府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社会对于动态的机会公平没有文化共识，最终就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

　　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社会流动性是非常高的，有人开玩笑说改革开放前十年，发财靠胆子；第二个十年开始，发财靠路子，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再过十年，发财靠老子，那就是社会流动性最低了。

　　根据斯坦福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1998年后，中国社会流动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现在这精英阶层里面还分层，比如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事件。

　　这种情况跟我们古代是一样的，古代科举制度刚开始给社会提供了比较高的流动性，但随着社会逐渐成熟稳定，社会流动性都会降低。

　　高考制度跟科举制度起的是类似的作用，但现在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出生和出生地：钟莉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是2.6%和0.9%，前者约是后者的三倍，而2003年分别为26.5%和2.7%，二者差距扩大到了近十倍；

　　再看教育质量，杨东平2006年的研究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

　　这一点中国走上美国的歧途，美国的歧途是什么？就是公立教育缩短学时，一点半就放学，黑人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在街上玩儿，慢慢拉帮结派。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干什么？是家长带着上各种培训班。现在据说有精英学校，一定要爸妈都参与，这个是很奢侈的，普通工薪阶层爹妈都得上班的，哪有功夫管，所以就变成精英教育。中国现在也有这个趋势，讲素质教育，比如说要弹钢琴，几个农村家庭买得起钢琴？一张笔，一支笔是最好的、最公平的竞争手段。

　　为此，政府需要做什么？政府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首先就是要保障机会公平，需要消除体制歧视，比如户籍改革、尽快消除二元体制、市场准入、职业限制、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更重要的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同时，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考虑动态的机会公平，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学合理决策，但这个把握度很困难，比如美国的平权法案保证大家有公平的权力，但保证过头也有问题。

　　在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亚奇迹的关键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平等，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健康和教育的均等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是日本的教育平等：日本尽量保持校际间不出现师资、设施设备上的差距，中小学生均经费地区间最大差距仅约2倍，学校设备全国统一标准，山区小学和东京的小学设备一样，另外，日本教育法规定一位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尽量消除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在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社会组织也要承担起相关责任，社会文化要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公益组织的共识，要从“达则兼济天下”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