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降级、收入差距加大 是误读还是真焦虑？

2018-09-07 09:50:59 作者： 来源：东方财富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消费降级”是最近非常热的一个词。

拼多多上市、为国生娃、房租暴涨、农产品价格上升；消费品零售增速大幅回落；互联网二手转让平台，低价消费品销售平台火爆……

所以，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消费降级？

根本原因——房价涨了，票子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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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各城市房价先后出现大幅上涨，如在2015—2017年的涨价潮中，一线城市是领头羊，北上广深房价几乎翻倍；而在2017年317房地产调控之后，核心城市周边的房地产市场受一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三、四线城市受到棚改政策的推动，房地产市场又非常活跃，带动房价上涨。

伴随着房价上涨，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对消费行为也有显著影响，高端商品、服务需求日益旺盛，房产多的居民消费升级迹象明显，而中等收入群体更加注重消费的性价比。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数据，全国2/3的家庭拥有一套住房，接近20%的家庭拥有二套住房。

拥有两套或以上房产的家庭财富效应明显，体现在更多的奢侈品消费、高端教育、医疗与服务业消费、海外旅游消费的需求增加，消费升级；相反，对于租房者和计划购房者而言，既要面临租金价格上涨压力，又要为购房首付积累更多资金，这些因素又会推迟这部分群体的消费，更加注重性价比高的消费。

02

首先，收入增长缓慢，让工薪阶层消费降级。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导致收入增长明显放缓，这对于一些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消费支出来源的家庭来讲是不利的，而对企业主和拥有大量财富的群体则影响较小。

今年上半年，相对于GDP实际6.8%的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仅为5.8%，低于GDP增长，而在2012年，这一数值还要接近10%，高于GDP增速。

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的压力并未减少，对于收入增速缓慢的部分群体来讲，如果还要面临年龄的增长与家庭结构转变带来的消费支出增加，可能会出现当前消费欲望降低的情况。

其次，股市震荡、网贷平台不安全，导致囊中羞涩。

除个人收入以外，资本利得是不少人群重要的资金来源。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约为4成。

过去1年，伴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持续，各类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显著下滑，股票市场震荡下行，债券违约事件频发，银行理财的资金投向面临资管新规的限制，相当一部分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下滑。

信贷可得性也是影响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现金贷、消费贷等产品曾一度助推了居民消费的火爆，今年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趋严，跑路违约频发，依赖此部分资金来源的群体消费受限。

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资产结构，居民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不能一言以蔽之，二者并非对立，而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与收入下滑背景下，整体消费是否会有持续的下行压力。

可以观察到，近1年来，中国月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总体呈现下行的趋势。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6月回落0.2个百分点，汽车消费增速7月下行2.0%，是拖累消费增长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房地产相关消费表现较差。这与同期房地产竣工面积回落10%表现相称。

最后，家庭存款滑铁卢，反映家庭财务压力攀升。

今年6月，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速跌至40年来的“谷底”。

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表明居民理财渠道已有所拓宽，大家参与其他投资渠道后导致储蓄分流。

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随着以8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组成家庭，背负着上一辈人基本不具备的财务重担，住房、子女抚育等大额支出，使他们很难有余力参与到储蓄中去。

家庭存款大幅下降，其中年轻家庭为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的年轻家庭背负着沉重的财务压力，这种状况正在对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居民财富结构，特别是储蓄的构成产生影响。

其他国家是怎么解决的？

在这种情况下，让不少人喊出“消费降级”的原因，只因放眼全国，中低收入者仍是大多数。

也正是因此，少部分人的消费升级与大部分人的消费降级，让国人收入差距日益悬殊这一问题再度凸显，并亟待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调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看一看一水之隔的日本是如何做的，或许会有所收获。

为什么对比日本？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较为发达，国民生活质量较高。论经济总量，日本GDP高居世界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中国；论人均GDP，日本遥遥领先于中国。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人均GDP为38428.1美元，为中国人均GDP的4倍有余(见图1)。

数据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下同。

客观地说，收入差距加剧并非中国所独有，这是一道普世难题，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然而，日本国民的收入状况却并未像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那样严峻，不仅中产人群规模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而且极端贫困的人群也不多见，是公认的“橄榄型社会”。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收入再分配调查报告》的数据，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4；即便泡沫经济让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国人的贫富差距也有所加剧，基尼系数一度突破0.5，但依旧通过种种手段缓和了这一态势。

2014年，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76，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堪称可圈可点(见图2)。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身处的国度是一个平等而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人人都公正平等地享受着全社会范围内的各种资源，而约有八成的日本人相信自己属于中产人群。

而在二战前后，日本基尼系数曾经直逼0.7——而这，恰恰说明日本在治理收入问题、调节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正因为如此，我们将日本选为分析样本。

日本的经验

那么，日本针对这些问题都做了些什么？

——初次分配环节：效率与公平兼顾

学界普遍认为，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是产生收入分配不均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日本的初次分配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以此来确保经济活动的机会均等，并配合有关政策来进一步强化当中的公平属性。

具体来说，日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年~1970年)。按照该计划的要求，十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都要实现翻番，即年均增长率应达到7.2%，而最终目的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进步的协同并举。

该计划的精髓在于“民本思维”，即“民富”先于“国富”，将国民收入的倍增作为最终落脚点，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其直接结果便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日本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55%的高位以上(我国自1991年起，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几乎从未高于50%)，且长期高于欧元区国家与金砖国家。这为缩小日本国民的收入差距打下了基础。

第二，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悬殊是很多国家面临的难题，日本也不例外。不过，日本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来引导农业经济的发展。此外，日本还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农业结构升级，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转移非农人口，使农民通过出租或出售土地等方式获得大量现金；着力推动农民工转型方案，在户籍、住房、保险等方面确保农民工自由流动后的切身利益。

第三，推行教育机会均等政策。日本自1960年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同时通过扩充学费减免制度、减轻学费负担以及完善教育环境等途径，大大缓解了家庭经济实力不足给子女接受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后，日本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全民基础教育的普及化及城乡教育机会、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并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为普通家庭的教育费用减负。这不仅显著提高了国民整体素质与劳动者的各种技能，还给贫困家庭提供了能够实现阶层跃迁的渠道，进而达成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

第四，立法消除行业垄断造成的不公平。二战后，为了削弱财阀对产业的支配力量，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解散控股公司、公开所持股份、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支配力量等，有效消除了有限的少数人掌握大量资产的现象，为资产分配和收入分配趋于平等化铺平了道路。同时，为了缓解产业的过度集中，日本于1947 年颁布了《垄断禁止法》，明确规定对大型垄断企业征收10%销售额的罚金，对中小垄断企业征收4%销售额的罚金。日本政府还设立了公平交易委员会，以便对垄断行为进行准确的评估，并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些手段都显著推动了国民收入差距难题的改善。

——再分配环节：更加注重分配公平

虽然日本社会格外重视基于市场化的竞争性体制，但对于失业、妇幼与老弱病残等群体也从来没有忽视过。日本政府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方式来弥补和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进而缓解收入差距。

第一，重视运用税收手段，对收入再分配进行调节。在上世纪基尼系数最低、最平稳的三十余年里，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即对高收入者征收高税率，对低收入者征收低税率，并且收入在一定金额下免税。此外，日本还征收其特有的高额遗产税、赠与税以及固定资产税、住民税等。

第二，构建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的社会保障形式与品种极为丰富，覆盖了社会所有人群，对低收入阶层起到了很好的保护；在社会保障金的缴纳上，日本针对不同收入阶层支付能力的差异，采取区别对待方式，高收入阶层缴纳的金额相对高，低收入阶层缴纳的金额相对少。

此外，日本实行个人、企业、社会共同负担社会保障的制度，其中又以政府负担为主。当然，除了上述举措外，日本还在其他方面发力，对缩小收入分配加以补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保证就业。日本通过建立严格的就业预算保障制度、加大财政投入、采取多元化政策体系、对促进就业的相关事业给予优惠税收等手段来加以促进。

我们该怎么办？

毋庸置疑，日本的经验实践对我国是有参考借鉴价值的。具体来说：

(1)应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更多的利益向劳动者倾斜，以保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

(2)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来打破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3)强化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加大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让公平的教育机会不因人们的收入差距而有所不同；

(4)破除行业垄断，鼓励市场竞争；

(5)完善税制体系，让税收真正成为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利器，而不是政府部门增收的手段；

(6)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体系，等等。